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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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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主来说,行仁政的意义在于可以保住权势,进而统一天下。为了忽悠各国国君行仁政,孟老师对他们威逼利诱,也算手段都用尽了。
威逼者何?就是警告他们不行仁政就会被推翻。
孟老师和齐宣王有这样的对话——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返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
孟子问:“一个齐国人到楚国去,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结果回来时发现,老婆孩子在受冻挨饿,请问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绝交!”
孟子问:“法官管不住他的下级,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撤职!”
孟子问:“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该怎么办?”
齐宣王只能环顾左右,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去了。
孟子的意思很明白,君主尽不到对国家人民的责任,也是该撤职的。这个意思,他反复强调过多次,“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云云,都是孟老师就这个问题所发的名言。
利诱者何?就是告诉他们行了仁政就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当时各大国的君主虽然多半已经称王,但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犯嘀咕,觉得“王”应该是像西周盛世的周天子那样,被天下尊为共主,自己这个王,自娱自乐的性质多一点,成色还有很大的不足。
孟老师说,行了仁政,你这个王,就可以十足真金了。为什么呢?只要你推行保障人民利益的政策,那么全天下的各色人等,都会愿意成为你的国民。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找官做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的商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
显然,孟老师心目中,只有好体制和坏体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的要求。如此发展下去,就是中学语文课上学过的话: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
孟老师告诉梁惠王,你不是想跟商鞅、孙膑他们找场子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老百姓,提根棍子就能把装备精良的秦兵、楚兵给揍了。
说到这里,实际上面临着跟墨巨侠类似的问题。仁政听起来这么美好,做得到吗?
孟老师说,当然做得到。我跟墨子那个禽兽不一样,那厮心理阴暗,只看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而咱们强调的因素刚好相反。
将要被屠宰的牛,你看看它的眼神,听听它的哀鸣,那种恐惧有没有打动你?那种求生的渴望有没有打动你?你有没有同情心油然而生想给它一条活路,或者至少不忍心吃它的肉?
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了,你有没有想赶紧拉他一把?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跟他的爸爸套交情吧?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要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名声吧?你拉他不是因为嫌孩子的哭声难听吧?那是为什么?这是源自人类天然的同情心啊!
孟老师说,这就足够了。把这份爱心推广开来,就是仁政。
所以,在孟老师看来,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
【段子为证】
把仁义理解为共同利益,并不是按照今天的思维捏造出来的新说法,而是古已有之。孟老师这句话单独拿出来,造成了仁义和利益对立的效果,儒生往往也觉得不好接受,于是他们捏造了一段孟子和子思的对话。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显然,编这个故事的人对孟子的话不满,又不敢直接反驳,只好抬出一个比孟子更有来头的人物,借他的口说,仁义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利是道义的总和。
这个虚构的故事被司马光采集进了《资治通鉴》。但他又打圆场说,其实子思说的和孟子说的,是一个道理。不过仁义才是最大的利,这个道理过于深奥,只有仁义的人才明白,梁惠王这种野心家是听不懂的。所以孟老师才会干脆主张只谈仁义不谈利。

性善论的软肋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韩非子。显学》
这段话的大意是:巫师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不死,说得你耳朵起老茧,你能因此多活一天吗?这就是人们鄙视巫师的原因。儒家游说君主,不说治国的具体策略,只说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多么美好,和巫师又有什么区别?
性善论是孟子的招牌菜,但理解起来,麻烦却很多。
我们把问题尽量简化。人性是什么,当然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不过我们今天说人性,一般是把人与生俱来的全部特性,都算人性。而孟老师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人当然是生来就会作恶的,但使人作恶的天性却都只算禽兽性,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只有那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才算是人性。
这个人性才是善的。今天,口语当中骂人说,“你丫没人性”,这倒是在孟老师意义上使用人性的概念。
我不在这里抄《孟子》里那些关于“性”的讨论,原因也在这里。孟老师和他的论敌们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往往完全不同。鸡同鸭讲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孟老师并不认为人本质上有多善;但是孟老师确实是在强调不管人和禽兽的距离有多么近,不管人可以有多么恶,这一点点天生的善,力量却是无穷的。只要把这点善发掘出来,就几乎无所不能。
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国君之所以可以安抚人民,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士人,士人之所以可以不屈服于权力,都源自这种向善的能力。
鼓吹性善,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并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而类似于一种激励教育。你天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真聪明,肯定能学得比别人好,他也许就真的爱学习了。你经常说人可以很善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就真的乐于去做好人了。
这种正面激励功能,谁也不能否认。但如果把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是强调既然人性善,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
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它的逆否命题就非常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人。”——好,你为啥没有成为尧舜?你是不是放弃了天赋的良知良能?你还配做个人吗?你不是人,所以我杀你也就不算杀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如果这种主张真的能跟政治权力相结合,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演为暴政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拿这点来责怪孟老师本人,有点过苛。因为孟老师不是一个一以贯之、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虽然他有时会抛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调主张,但大多数时候,还不至于跟常识常情过不去。孟老师说,老百姓没点固定资产,跟他谈道德往往就没法谈;年成好了,年轻人就比较乐意学做好人,年成坏,年轻人往往就容易成为暴徒。这都是些很能体谅人情的说法。他的道德绳索,基本可算很宽松。
但性善论可能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在孟老师这里就比较严重。
孟老师太相信善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他平治天下的方案里,暴力因素(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占的比例极低。
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捍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
第一,暴君可能整得民不聊生,但唯独给军队的待遇特别好。罗马皇帝塞维鲁有云:“让军人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这个道理当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却不难得逞于一时。对此,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明白,只有孟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明白。
第二,孟老师嚣张惯了,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他看不到恐惧的力量。对暴君的习惯性恐惧,使人民不敢反抗,而这种压抑感,正需要通过凌辱杀戮他人来释放。比如骊山释放刑徒,就没有按照孟老师的逻辑行事,他们非但不曾调转武器杀向秦二世,反而是神勇无比地把陈胜、吴广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军营集体生活的热爱,杀人时也另有一种快感。当代一部研究士兵心理的书中介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的体验。
“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
现代人受文明约束比较多,所以对这种快感更多遮遮掩掩,古人就野蛮也坦荡得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听说打仗了如“饿狼见肉”,就是这种心态活灵活现的展示。
另一方面,孟老师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只怕也大大高估了。我们不妨参考《天龙八部》里面的一段描写,少室山下,武林群豪围剿萧峰——
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大叫:“姓乔的,你杀了我兄长,血仇未曾得报,今日和你拼了。”跟着又有人喝道:“这乔峰乃契丹胡虏,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听得呼喝之声,响成一片,有的骂萧峰杀了他的儿子,有的骂杀了父亲……群豪虽有一拼之心,却谁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战。人人均知,虽然战到后来终于必能将他击毙,但头上数十人却非死不可,这时忽见慕容复上场,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为之一振。
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振得何其猥琐——然而却也是群众中常见的心理。经济学上,谓之“搭便车困境”。
群豪与萧大王有父子兄弟之仇,不可谓不深;民族家国之恨,不可谓不厚。这些仇恨比起抽象的“仁政”带来的利益,更是直接切身得多。然而饶是如此,他们仍不敢上前挑战,而寄望于别人先去送死。仁政这个东西,人民群众感情上当然都很支持。别人为了捍卫仁政而流血牺牲,大家也乐于致以崇高的敬意,但自己是否愿意为它把命搭上,那就另说了。
然后必须说明的是,即使把人民群众的士气都调动起来,甚至对他们也进行了足够的武装,加以相当程度的军事训练,也就是说,做到了比士气比装备比训练,咱们的正义之师都不比那些邪恶部队差,胜负仍然是未知之数。
这点孟老师当然不信。外部条件双方都均等,比军队规模,得道自然多助,支持仁政的肯定比支持暴政的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有不赢的吗?孟老师和齐宣王之间还有这样的对话——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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