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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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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坏透了的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讲尊王，也讲人性恶；韩非则认为尊王是绝对的，更讲人类是坏透了的。
这算是印证了荀老师的另一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老师给人感觉就比较冷峻，而韩非子的议论无疑是先秦诸子中最冷的。
尊王是绝对的
同样是讲尊王，韩非和荀老师的区别显然不在于尊的程度，而是立场就有根本差异。《韩非子。忠孝篇》中说：
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
一个做儿子的，很有才华，但是他不为做父亲的考虑；于是，做父亲的要管好这个家，反而会更操劳。
一个做臣子的，能力很高，但是他不为做国君的考虑；于是，做国君的在位置上也就危险了。
一般说来，臣不为君考虑，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关心他自己，这很坏——你不是我的好跟班，甚至你可能要谋我的位子了；二是他关心老百姓，这更坏——我做主子的还没操这个心，你一个奴才多什么事？这么一来，人心归附你，即使你没什么其他想法，老百姓可能也会给你来个黄袍加身之类的。
韩非总结说，由此可见，做儿子的不为父亲考虑，做臣子的不为君主考虑，再贤能的儿子和臣下，也只会带来灾难而已，又有什么好处呢？
显然，他这里所谓的“有利”和“有害”，都是对君父而言的。比如周文王的作为是不是确实对百姓有利，韩非根本懒得关心；反正既然对君主有害，那就该否定。
荀老师尊王，因为王是手段，他认为没有一个有权威的王，就不可能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韩同学尊王，王本身是目的。《韩非子》这部书，几乎全部内容都是在讨论怎样把君主的利益最大化；至于君主的利益凭什么就该最大化，韩非根本不关心，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韩非的逻辑，尊王应该尊到下面这个地步。
第一，桀纣不可反。
还看《忠孝篇》。天下人都拿尧舜汤武当作理想君主的典型，其实当今天下之所以会这么乱，就是因为这四位带了很坏的头。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尧舜的糊涂，就是搞禅让而弄乱了上下级关系。身为君主，尧不应该放权，这是错误的统治术；身为臣子，舜不应该上位，这刺激了后来者的权力欲。
商汤和周武王那就更不象话。不但要上位，而且要了君主的性命，要了性命还不罢休，人家都死了你还要“刑其尸”！据《史记》说，商纣自焚而死，周武王还不罢休，对他烧焦的尸体射了三箭，然后抡起剑剁，接着取出大黄斧子砍下头，再把头悬挂在大白旗的高杆子上。
现在社会上歌颂的都是这种人，这种行为，就是天下至今大乱的原因。
反感汤武倒不算新鲜的观点。儒家推崇“不食周粟”的伯夷，就鄙视他们“以暴易暴”；孔子对周武王，也不是没有微词。但像韩非这样，把桀纣有多少暴行放着不管，强调臣弑君无论如何都不对，是法家的创举。
第二，淫暴不为非。
齐景公太奢侈，孔子跟他说，“政在节财”，你这么骄奢淫逸是不对的。韩非说，孔子这一套是“亡国之言”。
要知道，儒家的政治主张从来不包括要求君主艰苦朴素。大套大套的周礼总是强调要给君主最高的物质待遇，但他们也会强调待遇到此为止，别搞得太过分。
韩非连这个都看不过眼。他说：
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难三》）
齐国地大物博，齐桓公把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拿来用于个人消费，比桀纣还要更奢侈。但这不影响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因为他知道该在哪省钱。
在哪里省？关键就在于“使人无私”，让广大臣民都勒紧裤腰带。
《说疑篇》又讲，有一个赵敬侯，怎么看都是个人渣。冬天打猎，夏天漂流，聚餐狂饮一连几十天，对不会喝酒的，就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有谁胆敢对他有一点不恭敬，当即杀死，绝不含糊。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赵敬侯在位几十年，国内臣民服帖，对外从不吃亏。而赵敬侯的反面就是燕王子哙，道德上那么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个人，最后怎么被人玩死的都不知道。
可见，只要抓住统治的关键，君主再胡作非为也是没关系的。
第三，人命不足惜。
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八说》）
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己方军队也损失了三分之一，军备损失了，士卒死伤了。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提到这种残酷的战争，其余诸子的反应比较一致。墨子是要强调“非攻”的；孟子是要骂“善战者服上刑”的；老子会说，胜利了也是要办个丧礼的。
但韩非说，赢了就是赢了，国君们照例要庆祝，这才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付出小损失，赢得大收获。死那么多人，就好像洗澡掉头发，动手术伤血肉，属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怕死人，所以不打仗，那叫犯浑。
这当然也算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不过这种理性发展下去，自然就是视人命如草芥。
有这么一个例子：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箩、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韩非子。外储说右》）
秦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应侯范雎请求打开王家的苑囿让老百姓摘取其中的果实。秦昭襄王反驳说，赈济灾民是使老百姓无功受赏，这是通往动乱的道路。与其给老百姓活路而导致国家动乱，不如死掉一批保持国家稳定。
可见一切都是君主（国家）的，对国家没有贡献的人，不配有生存权。
人类是坏透的
怎样才能让大家尊王尊到这么变态的地步呢？韩非从来都没指望臣僚和民众有这么高的觉悟。恰恰相反，韩非断言：
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饰邪》）
臣民们主观上根本就不存在忠君爱国的意愿。韩非对人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趋利避害是人的唯一本能。
当然，任何面对现实的人都会承认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本能。但认为这是唯一本能并因此完全否认人的向善能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韩非眼里，“计算之心”是一切人类交往的总原则。夫妻之间当然是没有爱的。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内储说》）
有夫妻两个祷告。妻子希望老公能多赚一点。老公说：“干吗才求多赚一点点？”老婆说：“切，再多，你就会把多余的钱拿去买小妾！”
同时，老婆自己却很会出轨。
燕人李季好远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妇曰：“令公子裸而解发，直出门，吾属佯不见也。”于是公子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乎？“妇人曰：“然。”“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以矢。（《内储说》）
有个人出远门，老婆和人私通，老公突然回家，把奸夫堵家里了。仆妇和老婆一条心，出主意说：“让这位公子裸奔出去就行，咱们都说没看见。”
于是奸夫裸奔出门。合法的老公问这是谁，全家上下都说啥也没有，于是老公只能相信是自己神志不清，见了鬼。按那时的观念，见鬼的人，要用牛羊猪狗鸡的屎尿给自己洗个澡，所以这个傻爷们儿就被忽悠到粪坑里面去了。
父母和儿女之间，也好不到哪里去。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卷第十八》）
生了儿子，当爸妈的就庆祝；生了女儿，却将女儿杀掉。都是亲生的，为什么却重男轻女呢？可见父母看待子女，也是盘算着自己的长远利益。
民间如此，宫廷当然只会更坏。韩非非常冷静地告诫君主说，你的妻子和儿子很可能都是盼着你早死的。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备内》）
男人到了五十岁，好色心还很旺盛；女人到了三十岁，容貌就不比从前。以衰退中的容貌侍奉仍然旺盛的好色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所以你看看，女人们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镜子前。这是在与生命作战，与时间赛跑，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女人们仍然前赴后继地战斗下去。想到这一点，你应该意识到，一个女人化妆的景象，其实是何其悲壮！可是，眼角的鱼尾纹再也掩饰不住了，而新生代的美眉是那样的来势凶猛，她怎么敢确定你不会变心呢？
儿子也有类似的担忧。哪个儿子更得宠，恐怕不是取决于儿子的表现，而是取决于你更喜欢哪个女人，就宠爱她生的儿子。这么比，合法的继承人（嫡长子）多半是最吃亏的，因为他妈通常就是岁数最大的那个。他很自然地会想，“我妈是年老色衰了，弟弟的妈，那还是一非主流呢……”
所以他们牙一咬心一横，不如你早点死掉。你一死，做儿子的就可以即位了，做妈的就是太后了。
韩非结论说：“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第二，如果人类显得道德水准比较高，那也是过去而绝不是现在。
古代社会比较美好，先有完美的大同，再有不错的小康，最终堕落成不堪的当下。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当时的一般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并没有跟这个基本判断过不去。他主张的也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不过他不是强调古代的道德水准高，而是强调古代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
古代人的道德高尚，那是假象，是人均资源剩余太多的结果。那时男的不用种地，饿了随手摘点果子就够吃；女的都不用纺织，打几只动物，穿的就都是真皮服装。遗憾的就是大家太无聊，一到寂寞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实在是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再各生五个。做爷爷的还健在，二十五个孙子就已经出世了。这样的繁殖速度，生活资料的生产怎么跟得上？所以大家就暴露出本来面目，疯狂地你争我抢了。
在大家都当强盗耍流氓的时代，你还要玩风格讲道德，这就危险了。所以，推行道德而取得成功的，即使古代确实有，但已经完全不能面对当下的现实了。韩非非常形象地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为“急世”，即高节奏的时代，所以绝没有余暇停下来等一等灵魂。他说：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五蠹》）
大意是：如今谈仁政，就好像没有缰绳马鞭却想驾驭狂奔的烈马。换成今天的概念，就是在高速上踩到两百码可是方向盘突然没有了。
至于古代流行过禅让制，那就更和道德无关了。韩非用非常文学化的笔调形容了尧舜的处境——那时当天子纯属当义工，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辛苦得要死却连五毛都没得拿，所以尧舜把天子之位让给别人，纯属想偷懒，恰恰是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如果那时的天子有今天县长的待遇，尧舜就不禅让了。
第三，如果现在还有谁显得比较有道德，那就把他除掉，以保证上述判断的正确性。
不管韩非所说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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