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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五大公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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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周期有多长,都是充满悬念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个话题通俗易懂。儒家和墨家一个主张仁爱,一个主张兼爱,视为原则问题,相互间砸得不亦乐乎,称得上谈玄析理,议论精微,但二者区别到底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多半听得一头雾水。《吕氏春秋》曾说,墨子提倡的是仁义,《庄子。天道》又云,孔子是主张兼爱的。这算是充分反映了围观群众对这种语词之争不求甚解的欢乐态度。
至于“别墨”们“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更是小众得令人发指。外行看热闹,这是连热闹也不给看。
节用、节葬就不同了。艰苦朴素光荣,铺张浪费可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庄子、荀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拍墨子的砖,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嘛。全民大辩论的声势很容易整起来。
当然,辩论太热闹,结果就是立场更加趋于极端,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且看下一个故事。
有个叫许行的楚国人,到一个叫滕国的小国住下,一边干农活,打草鞋,一边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许行,据说可能就是墨子的嫡派再传弟子许犯。就算不是,他鼓吹神农之道,属于“九流十家”中的农家,而农家是墨家旁支,这个是学者们大抵公认的。
许行的宣讲效果很不错,有两个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对许行的理论入了迷,结果就变了节,拜许行为师。众所周知,叛徒反噬本门,出手往往比较狠。所以也许是许行授意,也许是自作主张,陈相去找当时正在滕国的一位儒家前辈踢馆去了。
这位前辈,就是孟轲孟老师。
陈相开门见山,先说对滕国国君滕文公的基本评价: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
大意是,滕君确实是一位好国君,但治国的大道理,他是没听说过的。贤君要和民众一块儿下地干活,一块儿田埂上吃饭,边做饭边治理国家。可看看现在的滕国,粮仓金库一样不少,这分明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叫贤君呢?
要知道,滕文公是孟老师的大粉丝,孟老师的教导,他听了一套又一套,说他“未闻道也”,等于说孟老师的主张都不上台面,这就是大耳刮子呼扇上去了。
为了破这一招,孟老师说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句反动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要注意,孟老师并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了,才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说了句这么自绝于人民的话。实际上,他状态放松得很。本来嘛!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社会是要有分工的,用你的管理技能和别人交换粮食吃,和用你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别人交换粮食吃,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进行管理,从事体力劳动的接受安排。这不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道理吗?
当时的情况是,陈相同学也觉得孟老师的这番议论无法辩驳,所以他赶紧招数一变,又高调抛出许行的经济主张: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遵循许老师的教诲,可以杜绝市场上的诈骗行为,真正做到童叟无欺。办法倒也很简单,就是各类商品,都应该有一个统一且合理的价格,商家的投机和炒作,是严格禁止的。
这套强行规定物价的经济主张,不用看孟老师的反驳,今天的人大概一见之下就很难佩服。显然,许老师的观点和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很相似,也是计划经济的老根。真的实行下来结果如何,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应该还记忆犹新。无非就是挫伤广大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优质产品退出市场。
所以孟老师下结论说:“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许老师虽然和墨家渊源深厚,但他这两条,其实完全不代表墨子的意见。墨巨侠对商人没啥敬意,但对他们费心劳力地观察市场,追求利润的做法,还是认同的——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主张事先规定物价。国君亲自种地而不要社会分工,墨巨侠更是明确说过,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鲁问》)
大意是,单枪匹马地种地、纺织、打仗,干得再好,那点成绩摊到天下人头上,根本微不足道。但把正确的方法教导给别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作用就大很多。所以作为伟大导师,虽然不亲自耕织,我以为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这番见解,差不多也就是要区别劳心、劳力的意思了。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主张节用,推到极致就是经济管制;主张平民也可以是领导候选人固然好,但怎比得过主张老百姓的样子才是领导人该有的样子,听起来更过瘾?
被传播庸俗化、极端化,是大师的宿命。
巨侠也没什么好抱怨。当初自己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不也靠的是猛砸被庸俗化的孔老师?而要论被歪曲的程度,与和他一起被孟子骂作禽兽的杨朱老师比比,墨巨侠甚至可说幸运。
【段子为证】
一则
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因为墨家主张“兼爱”;他还反感墨家一味的艰苦朴素。至于“非攻”应该怎么评价,他没提。
《庄子。天下篇》里,关于墨子和他的大弟子禽滑釐,有一大段文章,肯定墨子是天下的大好人,但“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一句,说过就算,并未展开。大书特书的,是墨家的苦行。
荀子在《解蔽》《富国》《天论》《非十二子》等篇里都提到了墨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是“役夫之道”云云,还是在批苦行以及由此导致的缺乏等级观念。荀子不关心“兼爱”问题。
韩非子《显学篇》里,再次强调墨家葬礼办得特别草率,又提到战国中期的一个墨家学者宋荣子,说他主张“非斗”。严格说来,非斗和非攻还不一样。墨子非攻,于是研究守,所以“墨守”之名传扬天下,是一个今天还常用到的词;宋荣子的非斗则近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你攻我受,守都不守了,这反映了后来墨家的变化。
《管子。立政九败解》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似乎说的是宋荣子而不是墨子。
《吕氏春秋》里提到墨子、墨者的次数很多,还讲了不少生动的小故事。有时泛泛地孔、墨并提,并加以同样的形容。如“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这样的话,也用来评价墨子,有时则刻意强调墨家的简朴、兼爱和组织严密。
《淮南子。要略》提到墨子和儒家的分歧在于,他反感儒家的“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又是在说节用、节葬。
司马迁概括墨子的主张,实际上只说了六个字,“善守御,为节用”。
二则
秦晖在《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中写道,《天朝田亩制》印数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个中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
这样一种思路,与墨家尚同而节用的主张,其实不难看出某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这种相似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很长时间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赞誉。

名与利不可得兼
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孔尚任《桃花扇。听稗》
《桃花扇》中有一段戏中戏,柳敬亭根据《论语。微子》里“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一章,敷衍了一大段书文,这就是其中一句。这段书本来是说得很昂然欢乐的,但“江湖满地”四字今天读来,倒使人不免有些伤感。沧桑变幻,也许真是天下虽大,难觅江湖了吧。
我们对杨朱老师的了解,比墨巨侠又要少得多。墨家学派好歹有专著留了下来,杨朱老师的书却早已湮没不存。
只知道他和墨巨侠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比巨侠略早或略晚,总之是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别人提起杨老师,都说他的招牌主张,是“为我”。
但单单是这两个字的读音,就大有考究。念“wei我”还是“wei我”,学界不无争议。“wei我”也者,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想自己,是十足的贬义词;“wei我”也者,是所谓“不以物累己”,不管外界的是非毁誉,专心做自己。若从后一种理解,则杨朱老师雅得很,专心在流俗观念之外追问何为真我,是可以和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名言交相辉映的。甚至于,杨朱说:“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拔根腿毛就能拯救世界,这根毛我也是不拔的。
据说杨朱老师这么做也不是因为私心重。相反,这是在反对像墨巨侠那样,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为天下而牺牲个人,其中包含着“群己权界”的精义。
杨朱的本意到底如何,只能拼凑其他古籍中一鳞半爪的记录然后推断,考证近乎猜谜。说他的观点真有这么高深精妙,我乐于同意;但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就算孟老师爱夸张,就算把各类学术追星族都算进来,我也不大敢相信,这么个不通俗的观点,影响能这么大。
钱穆先生显然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所谓杨氏之言,未见其果为杨也。”这个分析,我以为很合情理。当然,“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这句,大概有点过,张仪、公孙衍一类热衷个人名利的人,怎么也算不到杨朱一派里来。
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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