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五大公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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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周期有多长，都是充满悬念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个话题通俗易懂。儒家和墨家一个主张仁爱，一个主张兼爱，视为原则问题，相互间砸得不亦乐乎，称得上谈玄析理，议论精微，但二者区别到底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多半听得一头雾水。《吕氏春秋》曾说，墨子提倡的是仁义，《庄子。天道》又云，孔子是主张兼爱的。这算是充分反映了围观群众对这种语词之争不求甚解的欢乐态度。
至于“别墨”们“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更是小众得令人发指。外行看热闹，这是连热闹也不给看。
节用、节葬就不同了。艰苦朴素光荣，铺张浪费可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庄子、荀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拍墨子的砖，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嘛。全民大辩论的声势很容易整起来。
当然，辩论太热闹，结果就是立场更加趋于极端，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且看下一个故事。
有个叫许行的楚国人，到一个叫滕国的小国住下，一边干农活，打草鞋，一边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许行，据说可能就是墨子的嫡派再传弟子许犯。就算不是，他鼓吹神农之道，属于“九流十家”中的农家，而农家是墨家旁支，这个是学者们大抵公认的。
许行的宣讲效果很不错，有两个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对许行的理论入了迷，结果就变了节，拜许行为师。众所周知，叛徒反噬本门，出手往往比较狠。所以也许是许行授意，也许是自作主张，陈相去找当时正在滕国的一位儒家前辈踢馆去了。
这位前辈，就是孟轲孟老师。
陈相开门见山，先说对滕国国君滕文公的基本评价：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
大意是，滕君确实是一位好国君，但治国的大道理，他是没听说过的。贤君要和民众一块儿下地干活，一块儿田埂上吃饭，边做饭边治理国家。可看看现在的滕国，粮仓金库一样不少，这分明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叫贤君呢？
要知道，滕文公是孟老师的大粉丝，孟老师的教导，他听了一套又一套，说他“未闻道也”，等于说孟老师的主张都不上台面，这就是大耳刮子呼扇上去了。
为了破这一招，孟老师说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句反动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要注意，孟老师并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了，才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说了句这么自绝于人民的话。实际上，他状态放松得很。本来嘛！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社会是要有分工的，用你的管理技能和别人交换粮食吃，和用你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别人交换粮食吃，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进行管理，从事体力劳动的接受安排。这不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道理吗？
当时的情况是，陈相同学也觉得孟老师的这番议论无法辩驳，所以他赶紧招数一变，又高调抛出许行的经济主张：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遵循许老师的教诲，可以杜绝市场上的诈骗行为，真正做到童叟无欺。办法倒也很简单，就是各类商品，都应该有一个统一且合理的价格，商家的投机和炒作，是严格禁止的。
这套强行规定物价的经济主张，不用看孟老师的反驳，今天的人大概一见之下就很难佩服。显然，许老师的观点和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很相似，也是计划经济的老根。真的实行下来结果如何，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应该还记忆犹新。无非就是挫伤广大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优质产品退出市场。
所以孟老师下结论说：“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许老师虽然和墨家渊源深厚，但他这两条，其实完全不代表墨子的意见。墨巨侠对商人没啥敬意，但对他们费心劳力地观察市场，追求利润的做法，还是认同的——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主张事先规定物价。国君亲自种地而不要社会分工，墨巨侠更是明确说过，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鲁问》）
大意是，单枪匹马地种地、纺织、打仗，干得再好，那点成绩摊到天下人头上，根本微不足道。但把正确的方法教导给别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作用就大很多。所以作为伟大导师，虽然不亲自耕织，我以为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这番见解，差不多也就是要区别劳心、劳力的意思了。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主张节用，推到极致就是经济管制；主张平民也可以是领导候选人固然好，但怎比得过主张老百姓的样子才是领导人该有的样子，听起来更过瘾？
被传播庸俗化、极端化，是大师的宿命。
巨侠也没什么好抱怨。当初自己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不也靠的是猛砸被庸俗化的孔老师？而要论被歪曲的程度，与和他一起被孟子骂作禽兽的杨朱老师比比，墨巨侠甚至可说幸运。
【段子为证】
一则
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因为墨家主张“兼爱”；他还反感墨家一味的艰苦朴素。至于“非攻”应该怎么评价，他没提。
《庄子。天下篇》里，关于墨子和他的大弟子禽滑釐，有一大段文章，肯定墨子是天下的大好人，但“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一句，说过就算，并未展开。大书特书的，是墨家的苦行。
荀子在《解蔽》《富国》《天论》《非十二子》等篇里都提到了墨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是“役夫之道”云云，还是在批苦行以及由此导致的缺乏等级观念。荀子不关心“兼爱”问题。
韩非子《显学篇》里，再次强调墨家葬礼办得特别草率，又提到战国中期的一个墨家学者宋荣子，说他主张“非斗”。严格说来，非斗和非攻还不一样。墨子非攻，于是研究守，所以“墨守”之名传扬天下，是一个今天还常用到的词；宋荣子的非斗则近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你攻我受，守都不守了，这反映了后来墨家的变化。
《管子。立政九败解》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似乎说的是宋荣子而不是墨子。
《吕氏春秋》里提到墨子、墨者的次数很多，还讲了不少生动的小故事。有时泛泛地孔、墨并提，并加以同样的形容。如“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这样的话，也用来评价墨子，有时则刻意强调墨家的简朴、兼爱和组织严密。
《淮南子。要略》提到墨子和儒家的分歧在于，他反感儒家的“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又是在说节用、节葬。
司马迁概括墨子的主张，实际上只说了六个字，“善守御，为节用”。
二则
秦晖在《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中写道，《天朝田亩制》印数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个中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
这样一种思路，与墨家尚同而节用的主张，其实不难看出某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这种相似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很长时间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赞誉。

名与利不可得兼
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孔尚任《桃花扇。听稗》
《桃花扇》中有一段戏中戏，柳敬亭根据《论语。微子》里“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一章，敷衍了一大段书文，这就是其中一句。这段书本来是说得很昂然欢乐的，但“江湖满地”四字今天读来，倒使人不免有些伤感。沧桑变幻，也许真是天下虽大，难觅江湖了吧。
我们对杨朱老师的了解，比墨巨侠又要少得多。墨家学派好歹有专著留了下来，杨朱老师的书却早已湮没不存。
只知道他和墨巨侠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比巨侠略早或略晚，总之是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别人提起杨老师，都说他的招牌主张，是“为我”。
但单单是这两个字的读音，就大有考究。念“wei我”还是“wei我”，学界不无争议。“wei我”也者，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想自己，是十足的贬义词；“wei我”也者，是所谓“不以物累己”，不管外界的是非毁誉，专心做自己。若从后一种理解，则杨朱老师雅得很，专心在流俗观念之外追问何为真我，是可以和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名言交相辉映的。甚至于，杨朱说：“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拔根腿毛就能拯救世界，这根毛我也是不拔的。
据说杨朱老师这么做也不是因为私心重。相反，这是在反对像墨巨侠那样，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为天下而牺牲个人，其中包含着“群己权界”的精义。
杨朱的本意到底如何，只能拼凑其他古籍中一鳞半爪的记录然后推断，考证近乎猜谜。说他的观点真有这么高深精妙，我乐于同意；但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就算孟老师爱夸张，就算把各类学术追星族都算进来，我也不大敢相信，这么个不通俗的观点，影响能这么大。
钱穆先生显然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所谓杨氏之言，未见其果为杨也。”这个分析，我以为很合情理。当然，“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这句，大概有点过，张仪、公孙衍一类热衷个人名利的人，怎么也算不到杨朱一派里来。
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