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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9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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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京城的曹贤顺，徐平建议，把他在元昊灭沙州前的爵位升一升，由谯郡开国侯进谯郡开国公，各种官、职、功臣、检校、散官一起升上来也就是了。从此之后就是开封城里的闲散王公，不必像李佛玛和宁令哥那样严加看管，快活过日子就是。
归义军的曹家，自认曹操之后，郡望为谯郡，是以公侯之爵多系于谯郡。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曹操之后，甚至是不是来自于异族汉化的胡人，就不必深究了。异族汉化取一个汉姓，显贵之后再认一个历史上有名的祖宗，是正常步骤，并没有什么特别。
把政事堂的决定写成熟状，众宰执一一签名画押，徐平封了起来。大部分的政事，都是这样决定的。之后熟状送入大内，赵祯画可，再到政事堂，由知诰拟敕令。
皇帝当然有不同意宰执熟状的权力，但宰执也有坚持的权力，看最后谁先让步。赵普为相的时候，要用自己看重的官员，太祖不同意，逼急了耍无赖道：“我就是不准，你能够怎么样！”赵普坚持，君相僵持了很久，最后太祖让步。有一次闹得更僵，太祖把赵普的熟状撕碎扔在地上，赵普捡起来回家重新粘起来，太祖无奈还是同意。
政事必出中书，皇帝是没有权力自己任命官员、决定政事的，一定要宰相同意。双方实在不能合作，就换宰相，就看有没有本事让群臣认这个换上来的宰相了。
封好熟状，徐平一一看宫中送过来的手诏。手诏是赵祯想做的事情，送到中书来，宰相没有异议，直接由知制诰拟敕令，用印之后颁行天下。宰相不同意，则封还，重新送回宫中去。宰相正式称呼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合中书施政和门下封驳为一体，隋唐时的三省制实际已经废除，部分恢复了秦汉的丞相制度。给事中的封驳权，部分地转移到了通进银台封驳司。不过这衙门相对中书相当弱势，有时候宰相直接不理会他们。
把关于政事的手诏分到一边，把赵祯的私事放到一边。私事无非是要给哪个妃子加封号加月俸，要给哪个外戚、宗室之类的亲戚封官加钱。皇帝也是人，是人就免不了各种各样的人情纠葛。赵祯的耳朵根子软，经常是亲近的人在他面前说一说，要官要钱，他随口就答应了。有时候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是爱哪个嫔妃，帮哪个亲戚，还会当面写成手诏。
皇帝答应得随便，宰相封还得也就随便。徐平把赵祯自己私事的手诏堆成一堆，随手划拉进旁边放的一个布袋子里。每到月底，徐平进宫奏事，会把这袋子还给赵祯。
这办法不是徐平首创，他也是沿袭成例而已。王曾所说的怨归于己，恩归于上，这种做法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手诏不由宰相挡下来，真当敕令发出去，赵祯就等着上朝被群臣喷。大部分时候都是他被喷了，还要把敕令收回去，宰相也被连累着丢人。这种事情出现得多了，是宰相失职的一种表现，会被台谏喷得干不下去。
去掉了赵祯私事的手诏，徐平才细看关于政事的手诏。哪些可以施行，放到一边让宰执传阅签字画押。哪些徐平不同意，直接就收起来，入宫奏事的时候跟赵祯说明理由。徐平认可了的，其他宰执有不同意见，会在政事堂聚议的时候提出来，大家一起拿主意。
这就是徐平每天在政事堂里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
治国理政的是宰相，而不是皇帝，皇帝决定的是谁来当这个宰相。君权和相权的牵制是由制度来保证，而不是看皇帝的品性，看宰相的能力。权力和责任是配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当然也就没有了责任。皇帝直接来处理政事，就没有哪个宰相愿意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了，这世界上谁也不是傻子。官员是从属于政权的，而不是皇帝的家臣奴才。
前几天徐平跟赵祯谈论过奴仆制度，认为现在还残存着唐时的奴婢，是不合理的。赵祯考虑过后，同意了徐平的意见，直接下了手诏，不论官私，放天下奴婢为良。
从真宗皇帝时候起，私奴婢已经不合法，民间虽然还有奴仆之名，实际上是雇佣来的良人，拿钱干活而已。不过还有官奴婢，主要来源是反叛的人员的家属，多配属在京城各司下的场务里。这些人的人身限制已经不多，但在法律意义上，确实还是奴婢贱民。
此次废奴，主要针对的是官奴婢，彻底去除他们的人身限制，法律上面天下从此不再有贱民。当然，民间的娼妓、卜算之流称为杂类，宗室、士大夫不得与他们结亲。这是针对职业的岐视，这些人不是贱民，不从事这一行了，同样是正常的普通人。对这些职业岐视合适不合适徐平还没有想好，此次先略过不论，以后再议。
在手诏旁边徐平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后边让宰执传阅议论。一是法律上的主仆之义是不是应该废除，即奴仆不得告主的内容，改为完全按照家庭的同居共财之人来论。
法律必然会涉及到伦理，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伦理问题，引发社会热议，大多都是牵涉到了法律。徐平前世欧美的热门议题同性恋，要害不是社会岐视，而是法律同意不同意他们可以结为夫妻。这个年代，牵涉到法律的伦理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家庭。父子祖孙有血缘关系，那么继父继子呢？夫妻组成家庭，依据什么组成？是爱情？还是因为法律认可的一个名份？还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没有爱情，没有孩子的呢？
对这些问题的认定，涉及到遗产的继承，涉及到夫妻可不可以离婚，涉及到政权的税赋怎么收取。宋朝使用了一个笼统的做法，即以同居共财之人，来代替家庭。这是在征收税赋的意义上采取的作法，即登记为一户，财产归于一户而没有私财的，即视为同居共财之人。奴仆无私财，指的是在这一户里没有私财，他原来的家里当然还是有的，不过那是另一户的事情。财政意义上，受雇到别人家里为奴仆，他对政权赋税差役的责任，便从原来自己的家里，转到了雇主的家里。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比如服兵役，奴仆参军，是为雇主家服兵役，还是为自己原来的家里服兵役？还是兵役无关家庭，是所有成年百姓的义务？那么在雇佣期内奴仆去服兵役，雇主的损失由谁来承担？政权要示民以公，这些都不能随意乱来。
徐平写下的第二条意见，是主仆雇佣的契约，明确费用由雇主承担。政权提供雇佣关系的法律保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不然很容易失去严肃性。收费可以少，但不能免，这就是印花税的内容。明确雇主承担，是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扯皮官司。
第三条意见是雇佣年限，徐平建议明确下来为三年。三年后双方愿意保持，则需重立契约。现在的五年、十年，时限还是太长了些，灵活性不足。在年限内，有一方毁约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给另一方多少补偿，也是要确定下来的。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就是劳动法。后面朝廷的精力要慢慢从乡间农业转移到城镇的工商业上来，雇佣关系必须要确定。中国的传统，历史上的宋朝，并不需要劳动者进行流血抗争，朝廷会帮助他们确定一个底线，徐平只是尽量把这个下限提得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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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方田均税
揉了揉额头，徐平放下各种公文，喝一会茶。宰相位高权重，一言可决天下大事，但确实也是一个苦差事。要把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施政措施，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脑细胞。徐平做了几个月，就有些吃不消了。
在这个年代，徐平有各种各样赚钱的办法，为了钱他实在没有必要坐这个位子。耐着辛苦做下来，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真地要给这个天下做些事情。金钱、地位，这个年代又没有能够传给后世永远不变的，再多又有什么用。
这是好事，天下成为少数人的天下，最终就会离心离德。只想着自己后代永远都做人上人，凭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多少年前就有人喊过了。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天下没了，人上人想骑到谁的脖子上去？让后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更多上进的机会，凭着自己的本事，而不是祖荫享受富贵，才是长远的做法。
吕夷简是个聪明人，他自己专权少不了结党营私的本事，但对后代的教育，一直抓得很紧。从他的儿子们起，吕家便成为学术大家，这才是家风不堕的根本。以为凭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就可以永远操控天下，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掀桌子，眼里只有自己干脆就不要玩了。
这不是徐平对这个天下的施舍，是他的责任，施舍天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
公吏从外面进来，敛容行礼道：“相公，时辰到了，该到政事堂接见离京官员了。”
徐平答应一声，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大刻摆，巳时，众宰执该来政事堂了。
每位宰相和参政都有自己的官厅，政事堂里则轮流当值，轮流押印。今日正是徐平当值，他在政事堂里处理政事，到了时间其他宰执过来商议大事。
官员外任，先到大内面君陛辞，然后到政事堂来辞宰相。皇帝和宰相都会对外任官员有吩咐。皇帝偏向于体察民情，让官员用心办事，不要因私害公上面。宰相的吩咐则偏向于具体的事务，到了地方干什么，怎么干，遇到了难处如何处理，如此等等。
公事不得到私人府第，这样做的宰相不是没有，如丁谓等人，都会被视为权相。正常的程序，官员对政事有看法，要提意见，该穿公服到政事堂来，慢慢排班。
晏殊、章得象一众人进来，与徐平简单议论了几件政事。当值公吏过来，道：“诸位相公，今日前来辞行的是新任京东路体量安抚使郭龙学，已等候多时。”
徐平道：“请他进来，正有事要吩咐于他。”
郭谘在西北的时候，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此次回京，进龙图阁直学士。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
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宋朝几次方田，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那每亩的税就少了。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方田均税的阻力，盯着查隐田，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就找错了焦点。方田的阻力，并不在这里。
宋朝的赋税差役，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方田之后，会导致户等改变，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但户等一变，负担就重得多了。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反而是那些中等户，因为查出隐田，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承担的差役上升，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
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动了他们的利益，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官员对方田的反对，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但却不是主流。最重要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
科配、和买、差役，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户等一升，一个小康之家，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阻力怎么可能不大。
所以方田均税，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伴随着科配、和买的取消。没有这些配套措施，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
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和买，改变差役法。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里正这些所谓重役，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没有了缓冲。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
募役法下，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
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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