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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9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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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平捧笏:“回陛下,倒不一定如此。天下之间除了本朝和契丹,还有其他小国。契丹之东有高丽,还有女真各部,西有高昌回鹘等国,契丹不与本朝贸易,还能从他们那里去买。当然,这样做肯定价钱不菲,就看契丹人肯不肯咬牙去做了。”

    卖马匹和粮食给宋朝,是以战略物资资敌之举,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契丹肯定是不会做的。哪怕代价高一点,他们宁肯从周边各国去想办法。茶和绢只有宋朝有,经过转手贸易获得,契丹付的价钱高了,但是避开宋朝,不一定不能接受。有一句话徐平没说,当契丹被周边小国赚得狠了,可以用武力去抢回来。宋朝抢不了,这些小国抢起来还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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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立足于打

    刘六符暂住大名府,以晏殊和富弼为主,不时有官员请他饮宴游玩,自得其乐。这种文人活动在契丹很少,刘六符以前就羡慕不已,现在有了机会,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意思。

    随着天气凉爽下来,边境地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八月初,宋朝升定州北平县为北平军,扼太行飞狐陉出口。在北平军加固城寨,增加驻军,储存粮草,为河东路的忻州驻军东来河北准备。同时一定程度上边境军队向保州集中,捏出一个进攻集团,对准易州。这两地是翻越太行山的重要出口,河北战起,河东路军队可以循太行、常山的古道支援河北战局。

    同月,以龙图阁待制韩综为河东、河北路桥道使,大规模整修太行山中道路。

    面对宋军针对太行山道路的军事布署,契丹不得不向灵丘、飞狐和易州一带增兵。有丰胜路在背后威胁西京大同府,契丹山后云朔等州的军队被牵制住,已经失去了战时增援山前幽州的能力。宋朝位于并、代一线的军队,具有战略机动性,随时可以东来。

    此时宋朝的战略布局已经大致清晰。河东路的高大全整合各军之后,驻于代州和忻州一带,以后面的并州为后勤基地。如果契丹进攻,则出北平军,断契丹大军的后路,把契丹军队堵在滹沱河以北、太行山以东。滹沱河南面,是以大名府为根基,沿永济渠和漳河布防的禁军主力,近三十万人,契丹无论如何也打不穿。若是真出现这种局面,就真地成了赵祯亲征,率宋军主力正面抵挡,高大全和桑怿从两面夹击的局面。如果契丹主力数十万人被堵在这样一个狭小地域,面对宋军三支主力,结局已经注定。

    桑怿带整编过的十几万人,以河间府为基地,在王德用大军的后面。沿莫州、高阳关一带布防,堵死契丹从雄州、霸州方向南犯的道路。契丹从定州南下,则北出雄州,与东来的高大全军合攻易州。易州一下,对被堵住的契丹军队形成合围之势。

    如果契丹不主动进攻,战争不得不打的时候,则由桑怿汇合王德用部,与河东路的高大全一起前出,进攻灵丘、飞狐、易州、范阳一线,把战线向北推进到涞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宋军就逼近了幽州城下。而契丹山前山后的联系,只剩下了居庸关一路,很容易被从中间切断。两个孤立的地域,宋军可以比较容易攻下。

    赵祯开始北巡的时候,宋军的布署比较混乱,还是沿续以前防契丹南下,在几个在关键地域布大阵。随着双方和谈不顺利,与各军到大名府参见皇帝,整训调动一起,禁军在河北路的布署开始出现调动。一个多月的时间,慢慢形成了这种局势。

    到这个时候,谁都可以看出来宋军的战略意图,是立足于打的。不过从态势上不是一鼓作气收复幽州,而是先剥掉幽州外围,使山前地区从战略上孤立起来。

    刘六符接到契丹境内来的公文,看了宋军的布置,只觉得胸口堵得慌。从宋军灭了党项之后,南北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契丹便就处处被动。一开始宋军布置没有明显的意图,可以认为是立足于谈。刘六符到了,坚持岁币,便就转变为立足于于打了。

    看了看天边的太阳,刘六符叹了口气,招呼随从,向城南而去。

    刘六符此次使宋,受到的招待比上次好了许多,跟去年在青冢的待遇更加是有天壤之别。徐平以下,宋朝官员隔三差五就邀他饮宴,经常有人上门拜访。就连宰相徐平,也曾经设宴招待过刘六符,在以前这都是不敢想的事。

    刘六符心知肚明,现在宋朝占了上风,才会如此大度。如果还是时时受到契丹骑兵南下的威胁,是断然不会如此的。风度礼仪,有了实力才有底气,不然可让人看不起。

    今天是明镐请客,邀他到城南的狄仁杰祠堂作客。一是凭吊先贤,再一个乘天气晴好的日子,饮宴游玩,谈论文学。去的地方让刘六符心里堵得慌。作为大唐名臣,狄仁杰在契丹也很受尊敬,宋朝更是在前几年,访求狄仁杰之后封官守祀。但问题就是,狄仁杰在大名,即唐时的魏州,最大的功绩就是打退了契丹的进攻。作为签署枢密院事的明镐,请自己到那里去,是不是有什么暗示?一路上刘六符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心神不宁。

    晏殊为留守,修茸皇宫的时候,顺便重修了狄仁杰祠堂,此时焕然一新。刘六符到了门外,早有兵士等在那里,牵了他的马去拴好,引入门里。

    徐平、杜衍、明镐和丁度几位宰执,及随赵祯北巡的几位文官,早已到了,正围着狄仁杰祠堂碑铭观看。见到刘六符来,双方叙礼,就在亭子外面摆下酒案,各自坐了。

    寒喧毕,明镐对刘六符道:“狄梁公唐时名臣,武后当政,独临于朝,终保李唐社稷不失。此真贤者,不知北境也祀此等忠良否?”

    刘六符拱手:“贤良之士,天下皆仰慕之,何分南北。本国一如南朝,对前朝贤臣之后厚加抚恤,以劝世人。”

    随着契丹的政治慢慢成熟,颇以中华自居,并不认为自己是蛮夷。宋朝把契丹跟蛮夷并列,是会引起外交纠纷的。学着中原王朝的习惯,契丹同样对治下的前朝贤臣之后,封官赐爵,以守其祀。不过燕地的资源少,他们求也求不到几个就是了。这个时候,契丹人就只能叹息一声,到底文脉在南,位于苦寒之地的契丹在文治上还是差得远。

    议论了一会狄仁杰的事迹,丁度道:“数年之前,丰胜路范经略过狄梁公祠,曾新作狄梁公碑文。此文甚佳,我等正商议,隔日铭其文于此碑之侧。”

    刘六符拱手:“范经略是一时大儒,文学一时之选,必然是极好的。”

    见在座的几人都神色怪异,徐平笑道:“大丈夫于世间,无事不可对人言,不必学妇人女子行事暗搓搓。范经略碑文中记狄梁公守魏,有寇来吾自当之一语,于今日事合,故欲刻碑而记。今日天子北巡,与北朝誓约未立,看看烽烟又起,大家心有所感而已。”

    见刘六符神色尴尬,徐平又道:“学士为国南来,以求通好,此为天下苍生谋,成与不成,功德自在人心。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无非如此。身当其位,必受其累,竭尽心力于国事,此有何不可对人言。狄仁杰所御之寇,实为贵国,可以明言相告。只是今日请学士来,非关国事,只是忆先贤,饮美酒,不必为国事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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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以打促和

    刘六符沉默良久,对徐平道:“相公言事无不可对人言,不知是真是假?”

    徐平道:“自然是真。大丈夫行事,就当光明磊落。”

    刘六符看着徐平,沉声问道:“既如此,相公可否对某明言,今两国是欲和焉?还是欲战焉?若是欲战,不必留我在此。强留于我,我固然被后人笑,也有损相公之德。”

    徐平大笑:“学士如此问,却让我有些难以回答。皆因欲战欲和,非我一人可定,也非本朝可以说了算的。和与战,是南北两朝双方的事,奈何只是问我?”

    “相公一国宰相,禀国政,自然心中有数。和与战非贵国一方的事是不错,但你们心里总有个计较。若是欲战,则一切求和之言,俱为虚文而已。”

    徐平端起酒杯来,沉吟了一会,最后无奈苦笑:“学士,我说一句冒昧的话,你问出这样的话来,就说明我们于世间的事,于人,于国,看法根本不同。我不是不能答,我是怕我答了之后,学士依然不懂。坦白讲,我或许智未足,才疏学浅,便从来不为虚文。”

    刘六符拱手:“相公何不试着说来听听。在下有不明之处,再行请教就是。”

    “兵书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才可取胜。若问我欲战欲和,以我徐平个人来言,自当统大军,挥师北上,光复故土,才可慰平生之志!”

    刘六符听了,脸上不由变色。没想到徐平还真是不避讳,把自己心里想的说出来。

    徐平又道:“只是我为宰相,以君命理国政,我个人怎么想,于国政无关紧要。所以学士问我欲战欲和,于我徐平讲是欲战,于大宋宰相讲是欲和。为何欲和?燕云之地归于契丹百余年,心念中原者又有几人?朝廷治国,当以民心为依归,那里百姓欲和,朝廷自然就欲和。此不必问,学士问于国境,燕民是欲归宋,还是欲在契丹治下即可。燕民之心在南,则必战,大军北上,当者为齑粉!此时燕民未有南归之心,朝廷自然是欲和。”

    刘六符听了这番话,不由怔在那里。徐平如此说,不但是给出了议和的理由,而且废掉了誓约万世不易的可能。民心变了,和约也会就此作废,宋军必定北上。

    见刘六符神色怪异,徐平道:“两国立约,虽然对天盟誓,然而天心在民心,终究还是归到燕民那里。此话我明白讲出来,学士知道,回去告诉国主,不要自误。”

    不只是刘六符,就连一边坐着的宋朝官员神色也非常精彩,心中各有想法。杜衍和明镐等人,深知徐平这是说的实话,不含任何权术,这就是宋朝定下来的国策。而富弼和丁度几个人却不这么看,从徐平与赵祯和朝臣商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只是徐平这人心机深沉,就连自己人也不吐露心底的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定下这样的原则不但是保证了誓约可以随时撕毁,而且占住了大义。契丹要保证誓约有效,就要让治下的燕地之民过得去。而契丹对民示恩,有宋朝先前提的这个条件在,那里的百姓还是会忍不住把这功劳归于宋朝。怎么算,都是百利无一害。

    徐平没有任何利弊的考虑,他就真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大道直行似曲,是没有办法的事,无法计较。人心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如果问起来人人都认为该如何,但实际上真遇到了,却无人如此做。你真地做了,就会被人背后议论,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意图。

    徐平曾经在路上捡到过钱包,里面除了卡和证件之外,还有两百多元钱。他把这个钱包交到警察那里,找到了失主,结果失主是醉酒这后不小心丢的,记不清多少钱了。失主小声嘀咕一句,好像钱包里不只这点钱,然后没说什么拿着钱包走了。精彩的在后面,不管是处理此事的警察,还是徐平的同事朋友,都认为失主说的是真的,钱包里面应该有远多于两百的钱。徐平把大多数钱拿走了,失主把那些钱当成酬谢,没有计较。此后一两个月的时间,不断有朋友和同事要徐平请客,有了好处让大家都高兴一下,徐平恶心得不行。

    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之所以认为这些事情如此做才正确,如拾金昧,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这种共识,记忆里这样于大家更好。现实变了,这个共识就只剩下了虚假的外壳,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再当一回事。真遇到了,看看没人就会做出相反的选择。

    对一个政权来说,只要立下规矩,比如拾了之后失主不许追究失物多少,因为捡到者可能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便就可以形成秩序了。没有规矩,就乱糟糟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但对文明来说,仅仅有规矩是不够的,而是要形成共识,所有人都认同应该怎么做,遇到了自然而然那样做。这是政治高度的不同,对于文明来讲,政治要求要高得多。徐平在努力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只是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然已经否定了天命,那能够决定政治行为对与错的只有人心。简在帝心,觉得自己的决定比所有的愚民都聪明,只是不仁不智者的借口。政权与人心相呼应,政权不把民心当一回事,民心慢慢就会散失,找也找不到。散了的民心,想重新凝聚绝非易事。民心决定着政权的性质,政权在改变着民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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