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异国丈夫和中国情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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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掷烟筒，人们自觉的走出去吸烟，包括家庭里也是如此。无论多大的场所，静静的，从没有人声鼎沸的时候。男人的绅士风度，在于习惯性的帮女人脱掉外套，挂在衣架上。下车时帮女人打开车门。喝酒时，只要酒桌上有女人，第三杯酒总是祝福女人的，这时男人们全体起立，而女人们一定坐着接受。诸如此类。　
他们对艺术的酷爱是与生活水平没有关联的，无论穷富。彼此间没有歧视。我绝不会因为自己的某种视野的开放而鄙夷落后，当然这种落后是属于精神的。应该说，我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欣赏是深入骨髓的，它的空灵之美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常常用它对恃西方文化，诸如哲学，这种行而上的学问。我以为，西方人永远不会懂得东方文化的意境之美，一直以来，我在这样的审美意义上矛盾着，一方面喜欢的具像化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又崇尚纯粹的虚无飘渺的无形的理念，于是在这样的审美价值取向下，我矛盾重重。　
在西方国家，我常常为一种场景感动：地铁里，广场上，一些艺术家，我称他们是艺术家，而他们确实普通的艺人－－用艺术换取人们的认可，人们自觉的把零钱投到他们面前的铁箱里。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并不说谢谢，只是礼貌的点点头，继续沉浸在他们的艺术感觉中，这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气质！无论卖艺的，还是给钱的都是对艺术的一种尊重。艺术是高贵的。有一次，我在乌克兰的出租车上，司机放起了音乐，非常好听。听到大家的赞美，司机自豪的说，这是他本人做的曲。白天他开出租，晚上去酒吧工作，弹琴，弹他自己的曲子。　
乌克兰音乐与中国音乐发展趋势有着同性的东西，年轻人更多的接受个性化的东西，而一些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则越来越喜欢传统的怀旧的东西。不容置疑，音乐是人类的语言。我本人对音乐一知半解，但任何音乐旋律总是美的。在中国我及其喜欢洞箫和竹笛，喜欢古典的东西。而对乌克兰的音乐并不了解，但是对于他们纯民族的音乐，听起来十分有感觉，使人联想到读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环境，产生一种亲临其境的幻觉。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到了公婆家之后，家里人对我就像对来自东方的公主，我同丈夫的一起回老家扫墓，婆婆怕我累，让我的头枕在她的腿上，整整四个小时，她的大胖身子一动不动，公公热情地用简单的英语给我介绍风土人情，大家都喊我小姑娘。　
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对人间的亲情最容易感动，每天早晨，婆婆轻手轻脚的起床，做好早餐，我起床后，立刻被她抱着一顿亲手亲脸之后把我拉进餐厅，帮我成好一盘红菜汤，面包，火腿，黄油，还有公公做好的伴茄子。我一边吃，一边听婆婆不停地亲热的对我攀谈，其实我一句也听不懂。丈夫每天拉着我的手去这去那，给我讲他儿时的故事。小叔开着车和丈夫一起唱着乌克兰歌曲，看着他们高大的背影和阳光下金黄色的头发，我幌若梦中。　





（四）


发言：（佛拉基米尔罗维奇俄罗斯）
“为什么叫我吃饭？”我对推门进来的孙丽说。
“大家都在吃。”孙丽轻轻的说。
“大家吃不等于我要吃，什么时候吃是我的自由，你应该尊重。”
“你爱吃不吃！”孙丽突然大声喊道，说完关门走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用规矩限制别人，包括生活特点，他们总是强调要规律，别人做的自己就要做。我不反对孙丽的习惯，实际上她并不是那种婆婆他*的女人，她有自己的独立性，许多事情并不跟我多讲，只是她有时对我的关心让我觉得累。
“亲爱的，对不起。”我倒了一杯茶送到孙丽的房间，结婚以来我们一直分开住，我不习惯睡在一起，原来也是这样。
“嗯，谢谢！”她点点头继续她的事情，她总是在电脑前不停的打字，写东西。
“我想问你，孙子兵法是不是因为写这个兵法的人是小孩。”我谦恭的说。
“孙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人，叫孙子。实际上是个老头。”
“这我知道。”
“为什么他取这样的名字？”
“他没取这样的名字，他叫孙武，孙子是人们对有水平的人的称呼。”
“那我叫你孙子可以吗？”我认真的问她。
“不可以，子是对男人的称呼，而且这是古代这样做。”
“好吧，我不打扰你。”说着我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回房看电视了。
　
　
她好像不高兴的样子，我并不明白因为什么。中国人都是这么复杂，一句话好几个意思，很难理解。　
我和孙丽经常为这样的问题争论，我表达不好，只能用字典，我们买了两本字典，一本《汉俄字典》，一本《俄汉字典》，专门用于争论的时候用的，常常是我说一句话翻半天书，有时她翻半天书再说一句，这对我加强汉语学习真的很有帮助。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自信而有思想的女人。　
我们结婚以后开始独立做生意，按照她的计划，运作展览会的事情，我负责联络乌克兰的展览馆，她在中国进行招展，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意，我参与贸易习惯了，可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喜欢贸易，我只能尊重她。但是乌克兰的邀请函和入境问题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她说，因为麻烦才是生意，别人都能做的事情赚钱是困难的。　
她在中国怎么做，我并不太管，因为许多东西我并不了解，我只能是配合。事实上一些事情她并不跟我商量，她说商量起来太麻烦，她知道怎么做。于是我相信她。　
乌克兰地处欧亚非之间，是中国产品走向欧洲的桥头堡。它的大环境和与中国的相对经济贸易机会的发展。敏感的中国人很有头脑。乌克兰的温州人就有三万之多。由于他们头脑灵活，产品低廉，很快占领了乌克兰的批发市场的一席之地。　
孙丽的想法是对的，发展乌克兰中国产品展览会和建立乌克兰温州城。首先我们在尼姑拉耶夫注册了乌克兰中国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然后又与乌克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合作在乌克兰建立了乌克兰中国农工商工业园。2002年中心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届乌克兰中国建筑家居装饰及轻工产品展览会，打下了乌中两国间会展贸易的基础，促成了对中国客户群整合及乌克兰中国商品城的建立。经乌克兰中国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的联络协调，中国天津滨海新区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结为友好城区。为促进两国间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一条绿色通道。乌克兰几乎没有一家拥有优质产品中国企业在此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而乌克兰的消费需求正从早期的追求廉价向高质化、品牌化发展。但从生产资料上看，乌克兰的制药、纺织、食品添加剂、电子产品、计算机、日用品等行业的原材料基本都是中国的，但大多是从欧洲和俄罗斯转口，受中间商的盘剥而价格居高。从产业结构来说，乌克兰在农业、工业、服务业急需进行产品换代和结构改造，我国企业的机会极多，但我国因多年来的隔绝，在产品系列、标准上与乌方有差距，互相不了解。目前，我国的家电、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已经在数量和质量上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自主开发国际市场的能力。中国加入世贸，更要求这些产业率先走出去，带动和促进我国的外经外贸和发展。　
在乌克兰总统访问中国的两国联合声明中，双方再一次一致强调，中乌贸易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的主导产品仍为原料和低级消费品，应大力加强两国在高新技术及其产品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乌方希望与我国企业合作生产进口替代产品。所以建立乌克兰中国城势在必行。2004年，天津市政府办公厅下达文件，将乌克兰中国农工商工业园作为天津市企业走出先进单位。　
这期间我往来与乌克兰和中国之间，经常有中国的代表团随同我们来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的政策一直不是很稳定，这给我们的运作潜伏了危机。　





（五）


发言：孙丽
实际上萨沙并不知道我现在是负债经营，公司亏损100万。之所以不做贸易是因为没有本钱，其中也包含着我对产品的不熟悉。
一年前，经过了婚姻打击之后，我一蹶不振。那些日子，回到家里我要不就不说话，说话就弹药十足，我总想找机会报复谁。友人建议我出国散心，母亲怕我出问题，只好答应，就这样我远赴澳大利亚。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花了四万元钱通过一家公司办的签证，整整等了三个月签证才下来，签证下来的时候本来应该是激动的事情，而我已经疲沓了，那份兴奋的感觉反而找不着了，于是带着准备开发他们的产品的29个公司的资料上了飞机，进境的时候我害怕极了，因为澳大利亚进境难的问题早有耳闻，没想到进境手续出奇的顺利，我终于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国土。出了机场，没顾得看一眼眼花缭乱得异域风情，接我们的人是相声演员巍文亮的大儿子，因为在国内见过，所以倍感亲切的上了他的汽车。我们几个人合租他的公寓，两层的小楼。一男三女。一个是胡**，某非洲岛国中国大使馆商务处二秘，我是花钱雇的翻译，说好注册公司还要给他一半的股份，还有一个中学教师，刘**，再就是一个张**，某企业大老板的女朋友（大老板已婚），所有的人籍贯均为天津。
费用各自分摊，包括电话费用（主要指国际长途）。每个人轮流做饭，规定值日，包括做卫生，买东西。
第三天刘有工作了，刷碗，大冬天刷的手开始裂皮出血，但人家乐呵呵的开始数钱了。魏说他刚去的时候，扛猪肉，每次都是半扇，一扛一天，报酬不菲。只有我我对打工不以为然。李花钱比较自然，用完了男朋友会寄。我还算一般，基本不会浪费，钱是自家的。还有那个胡，花的我的钱，一天到晚大尾巴狼似的，真没想到，一出了国，表情马上变了。身份不同，心态不同，心情是一样的，要完成目的。只有吃饭的时候相聚。客套的搭讪。
大家是轮流做饭的，胡不会做，我也马马虎虎，好在人家澳大利亚的东西非常新鲜。放在锅里就熟，我也能勉强对付。最讨厌人的恰恰是胡，自己不干活儿，总爱背着手转悠，一到吃饭小眼睛贼亮，一筷子下去总是最经典的食物，他*的他英语极好，他是我大学的师哥。我的目的是注册公司，以为有了公司就大展宏图了，谁知澳大利亚的生意并不好做，这种几万元的中国人注册的公司遍地都是，人家注册是为了办移民，没有人真做生意。更不幸的是因为公司的股份争执，胡竟然大打出手，一下将我推倒一边，头正好磕在暖气设施上，血流如注，下面的皮箱上血点斑斑，我把股份让给他，签了字。然后写了一个纸条：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写完后一口吞了下去。励志！那时候，刚刚下海，不懂的企业运作手法，股份算个屁！
在澳大利亚，我学会了走长路，因为不会开车，而打出租是件很苦恼的事情，比如我住的地方是华人密集区，离悉尼市中心有相当一段距离，假若周末去市中心去玩儿，马路另一侧的出租车排着对串行而过，有的甚至是空的，但绝不会有人掉头。而这一侧一个小时都不会等到一辆。唯一的办法是乘坐地铁。但是一旦要去的地方并不正好离近地铁站，公共汽车更是困难，只有走路。于是走几里路对我十分正常。常常是我走着，自愿会有一些老人们开着的车在我身边停下来，主动载我一段，开始我受宠若惊的感激，后来习惯了，知道澳大利亚的老人们都很孤独，帮助别人也是他们的一种乐趣。我开始用简单的英语和他们聊天。狗多，完全懂得过马路等灯，自动的。家用电器每晚夜间都可以拣到，我拣到过一套沙发，当时基本找到了偷东西的感觉。我扛着一箱李子，突然在马路中间撒了，一时间许多人涌上，帮我拣完后马上散去，容不及说声谢谢，帮忙的，不会有华人。公共电话是投币的，许多中国人知道将钱系一个小绳，投进去，打完在扽回来，绝了。电冰箱是自己的东西，出差怕同伴动了，忘不了将冰箱的门缝儿粘一根头发，回来断了，证明别人动过。还有鸡蛋，大头朝下记得很准。
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人们的表情的变化，包括已经定居的中国人，能够感到的最大轻蔑是当地人看见中国人坐在自己的餐桌旁默默的走开。悉尼的广场上，犹如中国的广东，看似同胞，询问事情，没有表情，装日本人。一转身，满口的上海鸟语。几个雄纠纠气昂昂的亚洲人走过来，西装革履，日本人的造型，只是胸牌的几个汉字醒目的难受：政委。
墨尔本的赌场，世界著名，不是为了赌，而是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