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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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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而废。我从他妻子那里得知，他在1939年办了一家收买旧汽车的铺子，一旦打
起仗来，可资掩护。莫斯科情报中心对他感兴趣，派给他一位青年军官，名字很古
怪，叫做弗利茨。表面上，弗利茨算是经理。
遗憾的是，情报中心派来的一些代表，本来已经够戗，弗利茨和他们比起来越
发差劲。1939年秋天有一天，两名警探到车库去进行例行的检查，大概警署已经有
希雷伯的档案材料。咱们这位苏联特务军官正在后面一间屋子里，一听见便跳窗逃
走，而且动作十分“高明”，一逃就逃到苏联大使馆，报告他差一点被警察抓去。
大使馆里和弗利茨联系的人也是一位情报“高手”，其“高明”程度与弗利茨
不相上下。他觉得最妙的办法，莫过于把希雷伯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抄在本本上。法
国警察便把希雷伯当作苏联大使馆的人员一样监视起来，并且随便找个借口，把希
雷伯抓走，再把车厍搜查一遍。
这种客串式的胡闹目然会引起合乎逻辑的后果。德苏条约一签字，法国警察便
把希雷伯抓起来，送进维尔内集中营。
德军开到以后，希雷伯还在集中营里。我决定帮助他越狱，并把我的计划告诉
苏联驻维希大使馆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
他说宁可走合法途径。他本来已经有一张苏联被捕公民的名单，打算交给德方，
要求予以释放。再把希雷伯的名字添进去，十分轻而易举。果然，希雷伯获得了释
放。可是，德国一向苏联开战，希雷伯还在马赛。老婆孩子已经在莫斯科定居，而
他却没有来得及去，只好转入地下。这一次被捕时被击毙。
卡茨的兄弟约瑟夫则在流放后失踪。我之所以把他们两人的遭遇连在一起讲，
那是因为我认为告发他们的人乃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舒马赫，就是那种不三不
四，特工用来到对方去卧底，做内线的人物。我有种种理由相信他是盖世太保雇用
的眼线，钻进了“红色乐队”。温策尔被捕时的住宅是他租的。大家出了事，就他
没事。比国小组破坏以后，他来到巴黎，住在拉劳希家。拉劳希是负责我跟罗宾逊
两人之间联络的。1942年11月，他不管我的严格禁令，自作主张到里昂去找斯普林
格（ 斯普林格英勇就义的情况，我在上文已经讲过） ，同时也找了施奈德。12月，
他找拉劳希，叫她约会罗宾逊。上文也已经叙述过德国人怎样兴师动众逮捕罗宾逊
的。拉劳希迟疑一下，还是答应替他联系。结果是拉劳希从此一去不返，拉劳希是
“红色乐队”的队员，爱上了一个杰林手下的眼线……姑娘长的很漂亮，性格温柔，
身后留下一些美妙的诗篇。
第十八章特殊监犯
1942年12月25日，当夜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杰林必须解决我的拘留问题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杰林大概是这样考虑问题：关押的
地方必须十分偏僻，不至于让我被捕的秘密传出去。另外还要具备一切条件，使我
不能越狱，这是起码的常识，不能跟外面通消息。
最后这一点，在对付“红色乐队”这样的条件下，有其特别重要的地方。在这
方面，别动队吃了几次惨重的败仗，始终没能把在监狱的“乐队”队员全都封锁起
来。因为，不能忘记，德占区监狱的看守人员总有些是战前留下来的旧人，总有人
向抗敌组织通风报信，传递消息，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抗敌组织。我在上文已经叙述
过比京圣吉尔监狱的看守怎样把我们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我们。
在法国的“乐队”被捕人员，集中关在弗雷纳监狱的一个特监里，若有转移，
都得把脸罩上，在监狱里绝对禁止走动，监狱管理处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甚至其他
德国机关也不知道。别动队员各人负责专门看守一个或几个犯人，不准过问别人的
事。自从我被捕以后，防范措施越发严密。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别动队在10月初来到巴黎便在索赛街安营扎寨。这地方在
战前是法国政府保安局，别动队占用了整个四层搂。11月26日，我搬到一楼，原来保
安局财务科的办公室。杰林想在这个地方把我隔离起来，给我这个“特犯”布置了
两大间屋子作为牢房。头一间用钢丝网隔成两间，网上开一个门。半间里放一张桌
子，两张椅子，让两个党卫军下级军官在里面白天黑夜看守着我。另外半间是给我
的：也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加一张床。朝向花园的窗户也蒙上铁格子。进口
的门安上钢板。
过了两三天，柏林方面订定了规章制度，规定了我的待遇和看守人员的职责。
真是德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杰作。首先禁止看守人员和我说话，也不准回答我的任何
问话。
我住定以后，杰林给我介绍专门负责管我的人。这人名叫维里·伯格。他随时
可以来看我，可以随便跟我谈话，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个部队食堂给
我送来。每天，我到院子里的花园去散步，也由他陪着。
他在这一桩公案里将占有不小的位置。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脸蛋丰满，
两手粗壮，要打人的时候就能狠打。
他身躯沉重，五十来岁年纪，智力不过中等，帮着杰林专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
把手的角色。他是杰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个人知道杰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壮志，
也只有他彻底了解别动队的特殊任务， “大赌博”的意图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
已经以警探为业，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未间断，随后又出力报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
经办微妙而见不得阳光的案子。比方说，里宾特罗甫去莫斯科签德苏条约的时候，
就是他当保镖。
有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书，以为伯格是两面特务，往往把别动队的决定告诉
我，这完全是虚构的。要真是这样，岂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发生接触，便有一种预感，觉得他有可能为我利用。
我很快就发觉他这人有弱点，在生活里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顺心的事太多，两个
儿子在战争年代里死于白喉症，第三个儿子被飞机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经受不住，
曾企图自杀，后来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创痛深巨的。1942年年
底，他和他的老友杰林都不信第三帝国能最后胜利。他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指南，
就别动队的范围来说，他准备两种结局：如果苏联和盟国得胜，他可以证明他对我
很厚道，给我在“大赌博”里许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国得胜，他又可以自诩为镇压
“共党颠覆”的英雄。他加入纳粹党还不久，尽管满口纳粹八股，对于政治却显得
十分怀疑。他对我说过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心话，其中可以举出这样的说法：
“我在德皇时代便当警官，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作，现在是希特勒的侦探，将来
完全可以为台尔曼政权出力效劳。”
在开头几天，我借口进修德语，请他转达我的希望，给我一本字典，纸，笔和
报纸。请求被批准了。于是我存了一线希望，尽管这不过是幻想，希望能给情报中
心打个报告。至于如何下手，我可连影子也没有。就眼前来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
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
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
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
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
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
越难以保密。
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
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
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
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
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
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你保证，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
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
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
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
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
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
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
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
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
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
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关心我的高阶层，怎能听信犹太人的话？跟这么一个“贱种”的代表有什么合
作可言呢？ 杰林需要一个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处。我们俩有一次谈话，我告
诉他，我出生于犹太家庭，我一生下来便进行包皮环切。
杰林的话颇出于我意料之外。他说：“你真叫我好笑。这只说明苏联特工干得
不错。你知道吗？战争初期，德军反间谍部派情报员到美国去，有的做了包皮环切
的手术，为的是他们工作上的方便。结果他们被美国特工破了案，把戏马上戳穿，
因为手术太新。”
杰林满脑子尽是些特工的诡计和窍门，连我那千真万确的包皮环切，也说成是
俄国特工专家技术人员的高明手段。
再说，我屡次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听了却是这样去推论的，一个人落进了盖
世太保手里，怎能自称是犹太人呢？ 其中必定有诈。 结果，杰林为此进行了一
番调查。在比京格罗斯沃格尔妻子家里，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过的一本旧
护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莱奥波尔·特雷伯。1904年2 月23日出生
于诺维·塔格。1942年12月，别动队的探子去到该城，试图查明我的过去。他们打
回来电报说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可以引用他们电报里的原文，说是该城里的“犹
太丑类业已扫除干净，连墓葬之地也经过了犁庭扫穴”。
杰林因此越发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苏联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为我
编造出一套犹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党员姓名：莱巴·董伯。
别动队有它特殊的保密办法。我那间牢房的门，成天有几十个人走过来走过去，
门上却安上一块大牌子，上面大书特书：“注意！ 特犯所在，闲人免进！ ”后来，
我听说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纷纷传说一个“苏联特犯”，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胜过了纪律性，哪怕是德国式的纪律也在所难免。他
们受到那么多的叮咛嘱咐，不准跟我攀谈。他们看守值班的规章制度又定得那么样
的紧密严厉，而事情最起码的意义也一点不给他们吹风，时间长了，他们实在忍不
住想跟我搭话。他们等到午夜时分，确实知道不会再生意外，便绕着弯子向我来打
听，后来简直连弯也不绕了，我们便断断续续聊一两个小时，这对我很有好处，其
中两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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