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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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可惜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1946年10月总结抗日战略总方针决策的根据时说：“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此项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并进一步阐述：“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陆、海空军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在第一期，以空间换时间，俾增强战力；在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以便积小胜为大胜。”〔１４〕　　　　
　　　　如果不论其他方面，仅从总体上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国民党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其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的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8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从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坚持持久抗战来分析，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将持久抗战规定为两个阶段，实质上“持久”中仍含有“速胜论”的思想。　　　　
　　　　蒋介石把卢沟桥事变至武汉退军、岳州失陷间的抗战定为第一期，实施的是“防御的战略”；把以后的抗战定为第二期，第二期应实施“转守为攻的战略”。湘北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认为“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１５〕“从今以后，敌我两军真是到了短兵相接决战的阶段”。〔１６〕　　　　
　　　　认为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变为战略反攻，其间不存在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明它不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等从主观愿望出发分析形势，过分夸大了日军的困难，将战略方针的制订建立在不适当的情况判断的基础上。这时日军虽然已无力继续进行战略进攻，但在总的力量对比上仍处于优势地位。其武器装备及战斗素质仍远强于中国军队。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相反的变化，“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１７〕武汉退军、岳州失陷时，中国还没有达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毛泽东曾对此进行过中肯的评论：“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１８〕　　　　
　　　　事实也证明了两阶段论的错误：1939年2月17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布反攻命令说：“敌国国内，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国民反战，情绪高涨，且以在我国境，战区延扩过广，兵力不敷分配，仅占若干交通点线，犹复处处有被我军突袭之虞”，“侵华军事，日暮途远，进退维谷”，“此次反攻，实为我国抗战以来之最好时机”，〔１９〕4、8、9月分别准备发动春季、夏季、秋季攻势，但因日军先期发动进攻，且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与能力均感不足，所以皆未能实施，当然谈不到反攻的战果。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进攻的日军又被迫退回，国民党军事当局遂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２０〕遂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冬季攻势作战。11月19日，蒋介石亲自向各战区下达作战任务及进攻开始日期，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及鲁苏、冀察战区各自向当面日军进攻，并要求第五战区“进取汉口”，第九战区“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进袭瑞昌、九江之敌”等。〔２１〕共投入132个师、9个独立旅，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的确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有些战役还获得了较好的战果，但从战略全局来看，冬季攻势失败了。蒋介石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在冬季攻势总评中说：“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未几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敌方播音，且称为‘空前之持续战斗’。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指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桂南之役”，“第38集团军……全军毫无秩序的溃散，卒致此次大失败”等。〔２２〕蒋介石承认冬季攻势失败，但把失败的原因完全推到下级将领的作战指导方面，没有认识到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他说：“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周到”；“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发挥炮兵的威力”和不会“活用兵力”等，〔２３〕因而规定：“以后凡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对于战术、战略的思想，应完全转变过来：从前是被动的，现在要主动；从前是消极的防御，今后要积极的进攻；从前战略是步步后退的，今后的战略是要节节进攻。”〔２４〕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下期攻势，我们各战区不仅要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而且要能进攻或威胁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２５〕　　　
　　　　1940年4—6月间，德军扩大侵略，席卷北欧，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侵华日军攻占宜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国内外形势均极严峻。国民党军事当局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防止日军侵入四川。为保卫重庆，制订了《拱卫行都作战计划》及《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实行“破路清野”，以“阻敌西进”。其时当然谈不到进攻“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了。经过枣宜、上高、中条山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无情的战争实践后，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既定战略决策不切实际。1941年10月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他已不再讲战略上的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不再讲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进攻或威胁敌人的重要根据地等话，而是恢复第一阶段的调子，强调持久防御。他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使敌人对我们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随时捕捉战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紧要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讲，就是要延长时间，而不一定要去争取不能争的空间、地点。”〔２６〕他对这一期间战役的评价较为实事求是。例如他说：“我们南宁、福州与此次长沙之收复，乃是敌军无力固守，而不是我军实力克复的。这并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耻辱。”〔２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蒋介石又下令发动全面游击，并进而准备令各战区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军令部曾制订过1942年夏季、秋季攻势作战计划及1944年总反攻计划，企图“夺回宜昌”、“会师武汉”，但均无力实施，仅停留在书面上。　　　　
　　　　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他说：“我们的抗战（从第二期开始），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２８〕但对正面战场而言，他说得早了一点。因为虽然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外总的形势已具备了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条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也已开始考虑并制订配合盟军实施战略反攻的计划，但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还没有真正达到与日军“优劣相反的地位”，还没有向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战斗力。蒋介石讲话后仅两个月，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中，正面战场即遭到惨痛的失败，损失50余万军队及约4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沦丧了大片国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对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分阶段问题作了事后的总结。他说：“持久消耗战略”的“大方针下”，“国军作战指导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但至1945年“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时），而敌即于八月七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２９〕　　　　
　　　　第二个问题是：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上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　　　　
　　　　为了抵挡日军突然发动的进攻，制止其长驱直入，争取时间稳住战局，以保障军队实施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于战争初期，在一定时间、空间里实施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重要战略据点、交通枢纽等地进行阵地防御战，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不宜于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军的火力强度——不论远射火力还是近射火力，以及其杀伤力、破坏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固定地域内的阵地上，必然陷于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之下；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远射火力，日军在我步兵轻武器有效射程之外，我方只能被动挨打；当日军接近至阵地火网之时，工事已多被破坏，人员已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工事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阵地防御优点就难以充分发挥，反而导致杀伤日军较少而自身伤亡过大。更何况中国土地广大，日军可以回避阵地设施迂回进攻。如果加大防御正面，则势必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更易于被日军突破。同时，阵地防御战虽能消耗一部敌人，但难以歼灭敌人，难于达到战略上消耗日军的目的。所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平衡，或至优劣相反的地位时，阵地战（包括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战）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中为了达到辅助目的实施局部的阵地战。至于为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日军和争取时间目的而采取的半阵地战性质的运动防御（亦称“机动防御”），则是完全必要的。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和多数高级将领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所形成的防御理论〔３０〕，囿于已成定势的军事思想，对持久消耗战略的理解和实施，都是企图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来达到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在讲到当时华北和淞沪战场的情况时就曾说：“到今年十二月为止，（后方部队）可以陆续增援不断，来稳固原定的阵线，达到持久战的目的。”〔３１〕以后多次讲话都强调作战时要“固守阵地，屹立不动”，“持久不退，消耗敌力”；〔３２〕训示军队“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３３〕“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