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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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
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
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
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
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
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
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
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
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
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
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
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
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
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
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
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
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
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
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
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
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
《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
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
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
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
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
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
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
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
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
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
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
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
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
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
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
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
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
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
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
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
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
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
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
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
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
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
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
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
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
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
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
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
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
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
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
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
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
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
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
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
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
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
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
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
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
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
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
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
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
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
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
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
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
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
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
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
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
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
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
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
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
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
1920年6　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
“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
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
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
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
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
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
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
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
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
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
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
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
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
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
·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
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
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
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
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
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
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
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
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
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
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
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
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
“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
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
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
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