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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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
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
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
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
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
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
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
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
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
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
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
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
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
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
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
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
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
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
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
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
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
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
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
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
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
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
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
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
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
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
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
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
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
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
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
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
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
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
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
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
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
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
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
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
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
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
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
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
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
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
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
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
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
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
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
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
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
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
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
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
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
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
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
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
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
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
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
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
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
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
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
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
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
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
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
“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
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
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
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
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
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
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
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
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
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
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
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
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
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
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
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
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
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
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
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
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
“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
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
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
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
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
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
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
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
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
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
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
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
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
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
（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