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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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谍。1953年，从北朝
鲜俘虏营回来的乔治·布莱克恢复了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一开始受控于莫金，
1954年莫金离开伦敦后，由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布莱克合作。根据一切情况
判断，1955年莫金又成为布莱克的上司。
　　　　被布莱克破坏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金子”行动、它是“银子”行动
的继续。据预测“金子”行动比在日内瓦窃听苏联电话的“银子”行动规模更大。
西方计划在东柏林城下挖掘一条长500　米的隧道，用于窃听从苏军情报城通到卡尔
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讯线。计划的细节1954年春曾在伦敦召开的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
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会议由英国情报机构副头目乔治·扬格主持。以
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负责人比尔·哈尔维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答应提供必要技术
装备的主要部分，并同意负担大部分费用。英国人自告奋勇负责挖掘工作。会议结
束时乔治·布莱克和出席会议的英国情报机构其他一些下级军官们一起留下来负责
把文件锁进保险柜。隧道投人使用以后两个月，即1955年4　月，布莱克在柏林接受
了任命。在1956年4　月“偶然”发现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获的情报数量之巨，
足足需要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条截获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国情报机构
中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但直到1961年，英国才从一名叛逃人员的证词中确定这
个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在柏林度过的4　年中，布莱克出卖了很多英美间谍，其中包括东德国家安全机
构的罗勃特·皮亚列克中将，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1956年
2　月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通狗时被推进一辆小汽车后押送到东柏林国家安全机构总
部被绞死。布莱克还出卖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为苏联侦察机构中来
自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大间谍。1959年布莱克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波波夫被克格勃
逮捕。但对他的秘密审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礼堂举行。所有法庭陈
述，包括波波夫的声明都经过精心排练，整个程序没超过两个小时。波波夫被法庭
判处枪决。
　　　　1956年，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第二次被任命为克格勃驻英间谍头目，回
到伦敦。他再次以科罗温这个化名活动，并亲自指挥布莱克的工作。他俩预先在荷
兰见面，据说布莱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亲。那时驻伦敦的间谍机构中足有60个情报
人员，人浮于事。罗金此时是带着克格勃将军军衔回到伦敦的（当时这在第一总局
还是罕见的），他变得比第一次伦敦之行趾高气扬得多。而关于他的不守时间在间
谍中则流传着一些说法。苏联大使每天上班准时准点，早晨8　点钟就已坐在办公室
里。而罗金午饭前是不会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机被他变成了私人司机，每天送
他上班。在大使馆里他占了一间带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一群善于投机的“马屁精”
常常围着他。同高级官员们谈话，他喜欢用一种老爷式的故作宽容的腔调。1958年
他同尤里·莫金粗鲁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间谍副头目兼政治侦察系统领导，他以对
“五杰”、乔治·布莱克和其他间谍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而出名。莫金被从伦敦召回，
为此他对罗金一直怀恨在心。关于这一点，80年代初从他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讲课
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课上用罗金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胜任驻外间谍机构
的负责人。
　　　　但事实上罗金很善于同间谍们合作。在长达4　年的时间里，他亲自操纵美国情
报机构中的间谍约翰·瓦萨尔。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意志薄弱的小职员，
但他的确能够接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瓦萨尔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惊奇，为什
么没有人想到，他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在1954年作为英国海军一名武官。被派
到莫斯科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总局组织的同性恋晚会上
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为克格勃工作。
　　　　“在预定时间有人让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个晚会上的几个镜头。
看了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确是我，照的就是我。当时我正用各种姿势进行性活动
……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957年瓦萨尔回到英国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机，它小得可以装在一只
烟盒中，还给他讲了使用方法。罗金飞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萨尔作自我
介绍，并约定了在伦敦“芬奇里路”地铁站见面。他给瓦萨尔留下了“富有经验、
个性鲜明”的印象。
　　　　“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
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
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　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
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
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
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
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
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
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
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
1961年4　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
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
的最高刑期，但6　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
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
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
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
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
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
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
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
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
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
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
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
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
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
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
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
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
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
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
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
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
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
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
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
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
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
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
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
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
‘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
“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
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
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
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
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
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
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
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
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
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
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
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
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
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
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
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
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
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
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
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
—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
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
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
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
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
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
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
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