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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 作者:斯蒂芬·施奈德-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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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词切「怕适录目赡苄浴Ｔ谡庵智榭鱿拢嬉炱蛳窒蟪鱿郑灾驴梢钥吹酱笥�4C的气候变化（有些科学家在所谓奇异方案中图示有高达10℃甚至更多的变热）。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于20％（我也这样认为），但10％可能性的灾难性事件肯定会促使大多数企业领导或个人去购买保险，以使自己免除全部损失，因此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按战略安全家们的说法是“制止”）。当然，没有人向这些科学家提出这些对决策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问题。相反，他们仅仅被要求提供他们的技术评估：估计结果并对相应的概率作出最佳评估。
谁是那位提出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再三反对的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理查德·林德曾（Richard Lindzen），一个全球变暖科学的严厉的批评者和科学家。
林德曾嘲笑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公众讨论过程是非科学的和不成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华尔街》杂志和《凯脱商务评论》的编辑文章、由煤炭游说团体制造的内容俗套的录像带（把CO。描述为对地球是有利的），都对林德曾的评论作了渲染。林德曾认为，全球变化很可能只产生可以忽略不计的结果。初看上去，他的概率图与他的15位同行的图有同样的形状。然而，在概率圆的水平轴右侧，他的极端数字不是高为10C的最大增热而仅仅是IC。林德曾对调查者说，按照他的科学判断，COz增长1倍使全球变热大于IC的可能性只有2％都不到。回想其他15位科学家一致同意小幅度的变热（低于IC）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典型地是从5％一20％不等。因此，我们中的其余各位，没有一个人否定出现可忽略不计的结果在内的广泛的木确定性。林德曾和其他少数科学家（媒体赋予他们的时间看起来抵得上气候学研究小组中的大多数人）反复强调他们掌握了有关未来的专业知识，因此有某种把握知道专家小组中每一个人都在争论的东西：即未来气候变化的每一种不可忽略的结果的概率实质上都为零。由于反馈机制的广泛不确定性，没有人能绝对准确地从今天推测明天，我认为这个自鸣得意的判断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它还忽略了前面讨论的指纹证据的增长。
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吗
完全有可能被调查的15人是错的，而林德曾却是对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正确的概率是10％左右。甚至还会存在某种思想的传奇。科学幻想电影，经常描绘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力排众议，坚持认为某种一致同意的推测会引起地球裂缝，创造一种放射性的怪物，或导致出另外某种与常人智慧对立的可怕的结果。而真实生活中的故事，也常常把英雄界定为是与常规知识对抗的人。伽利略和他的望远镜摧毁了陈腐的天体理论，又粉碎了声称这种理论是真理的教会的信誉。虽然社会、组织等权力机构也没有被动地作出反应，但（最后）赞美还是属于改变了教条的人。
这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种敢于去实践其认真的反对意见的行动。毕竟，披着光滑的法衣在教堂和国家中有着体面位置的托勒密的支持者们，坚持地。已说的宇宙观已经不知有多少个世纪了。确实，意见一致的科学可以产生愚蠢的或者刚愎自用的危险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迪克·林德曾的通过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正规的质疑程序，借助于开放的科学过程，让时间来不断地清除错误的思想。
虽然对于每一个托勒密可能最终产生一个哥白尼，但是，我也敢打赌，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哥白尼至少会有一千个假冒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常规智慧多多少少证明是对的。不幸的是，媒体和政府对差不多所有具有博士证书的、声称拥有真理但却意见不一的人过多地一视同仁。而科学的评估过程（例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或者卡内基·梅隆研究小组这种特定的事例所做的那样），是要努力把离开本题或局外的观点与最新的主流思想鉴别与隔离开来。这些局外的观点必须要听，但不是以同等的可能性予以对待。
因此，环境一发展政策的社会制订过程的最佳评判，是可以建立在科学界的代表关于变化的幅度及其科学概率的集体性评判上。并且，这个过程应该经常重复进行，因为新的知识在快速产生，我们应该按照新的发现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取向。我已经把后者称之为“滚动式再评估过程（rolling reassessment Prooes）。也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他将证明现有的常人智慧应该淘汰了。但是就眼下而言，我建议政治家还是通过调查有广泛性的代表的专家，采用由此得出的多数观点进行打赌为好。这种调查肯定不是媒体的平衡观念，他们常常蛮横地把对立的双方以难以平息的争论形式放在一起，好像有知识的人不会相信其他别的观点是有可能的，似乎那些局外观点的相对可能性与其他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种调查也不是政治上的平衡行为——由政府的政治对手，例如美国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挑选的专家。在这样一种冲突、狂乱、扭曲的状态中，要对合适的政策行为进行理性的公共辩论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应该考虑的行动
我多次重申，决策就是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怎样去冒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赌博）的价值判断。尽管经常有令人不解的复杂性，但进行价值选择并不需要统计学、政治科学或地理学的博士学位。相反，公民所需要的是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常用比喻和普通语言，对环境与发展争论作出简单解释。一旦这个地球的公民开始意识到，在传统经营活动与可持续的环境管理之间作出选择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弊关系，可能出现的较好结果，是由于“普通”人不愿冒风险的意识，也许会促使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地球的未来，来了解足够的情况，而不被包裹在任何特殊利益的俗套的商业宣传或评论文章中的简单说法所愚弄，因而最终达到对勉强行事的政治家和权力经纪人的公众制约。
可以考虑采取何种行动来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变化问题呢？下列清单是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进行的一个跨学科的，由企业、大学、政府联手评估得到的一致性意见。令人鼓舞的是，这个由不同观点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包括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实业家弗罗施、气候学家施奈德）都同意，以美国为例，以较低费用或不用代价，就可减少或补偿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大约为1990年水平的10％一40％。下面是该委员会建议的项目：
1．继续推进逐步淘汰CFC（含氟氯烃）和其他卤烃气体的排放，开发能减少和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物质。
2．详细地研究能源的“全社会费用价格计量方法”，逐渐在实际中引入这种系统。在污染者付费原理的基础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应该反映相关的环境问题的总成本。
3．通过加强节约与办事效率，在能源使用阶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在规划未来的能源供给结构时，使温室增热成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美国应该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来考虑在能源供给、转化、用户使用和外部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改进整个能源系统的经济和性能。
5．减少全球性的森林砍伐。
6．探索一个适度的国内再造森林计划，支持国际上有关再造森林的工作。
7．维持农业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帮助农业和商业适应气候变化，从而确保有充足的食物。
8．通过水的市场机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以及通过更好地管理现有的水源系统，由此解决现在的不稳定性，从而使水供应更加充足。
9．规划长期生活结构的安全边界，以考虑可能有的气候变化。
10．以开始减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1．执行研究与发展计划，以改进对全球变暖起补偿作用的地球工程的设计，以及增加对这些工程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认识。不要现在就实施这种地球工程计划，而要更多地了解其优点与不足。
12．控制人口增长，可以对提高生活标准和减少像温室增热这样的环境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应该重新全面参加减慢人口增长的国际项目，应该对这些项目予以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13．美国应该有高层官员全面参与有关温室增热的国际协议和项目，包括外交条约和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工作。
考虑到参与者的背景的多样性和他们不同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清单。但是在专家小组面前进行公开争论的严峻考验中，私利者的争论和媒体的哗众取宠都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这个专家小组没有断言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认为，“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温室增热却是一个潜在威胁，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各种模型正在积极地对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政策选择进行综合评估。但是，即便这个由13条建议组成的综合性行动清单仍然忽略了两个基本方面：①非常需要开展一场理智的而不是好争论的关于全球变化的公众辩论；②非常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公共教育，除了了解传统的被分割的专业化领域外，还应该教给学生懂得整个系统和长期的风险处理方法。没有这些要素，要让公众坚定地支持把目前的国家资源投资于长期的全球目标的政策是困难的，因为目标的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环境与（对）发展
尽管NRC（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报告承认，制订世界规模的全球变化对策是重要的，但它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常常与发达国家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识字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寿命期望值，为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减少当地迫在眉睫地对市民和环境造成健康威胁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保护物种和减慢气候变化被看作是与较发达的经济能力相对应的，在他们的优先项目中仅仅放在较低的位置。发展中国家把降低全球变化干扰放在他们优先项目的较后部位，是有嘲讽意味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影响评估都认为，正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语叫做“边际货币”，在我们看来，它意味着在既定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生物、社会系统中，下一笔钱投资可以获得最大社会收益的最佳地方是哪里？我已经听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呼喊，在贫困得到扭转、可防治的疾病得到消除、非正义现象得到矫正、经济平等可以达到以前，他们只能把宝贵的资源投资到这些优先领域。我的回答是，气候变化会使他们正想处理的这些问题趋于加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使得投资既能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又有助于经济发展（向高效技术转移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大的错误是陷于迷误的“边际货币”的错误逻辑中不能自拔，因为下一个可得到的美元的一分一厘都无不例外地用于最优先的问题，而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必须等到第一优先完全达到以后才进行。对我来说，第一步就是要把“边际货币”换成小额零钱，以便许多有相互联系的优先问题至少能够总体上得到部分解决。假定围绕许多人类事件和自然事件的费用和收益有大规模的不确定性，看起来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同时处理许多课题，并不断地估计何种投资是有效的，何种问题（包括全球变化在内）是变得严重了还是得到缓解了（即滚动式再评估过程）。
当然需要有资源进行投资。由于可得到的资本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磋商，即被称为“有关行星的讨价还价一…n。tary5argahing）”，以使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与环境保护相平衡。这种协商正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很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制订出平衡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利益和期望的方案。
虽然这里引用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组的建议，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政府这一级水平，但还有相同的一系列建议可用于个人与小规模的机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教（就像是告诉人们他们的投票会产生作用，即使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多这一票而赢得选举），但是离开房间时把电灯或者电视机或者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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