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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空白处-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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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义和团的刀好像就不太好使了。洋兵破城之时依然出来溜达的王大点(一来看热闹,二来可以乘乱往家顺东西),没有看见义和团的抵抗,只见到此辈的逃跑。义和团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攻打西什库教堂之举,在他的记载中,只有奉命各家悬挂红灯一事。另据别的史料记载,那是由于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请来金刀圣母、梨山老母前来助战的缘故。当时义和团的通令(图24)是这样说的:“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再者,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北京城内可遍为传晓。”(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实际上梨山老母似乎没有来,只来了金刀圣母,据看见的人说,是一个四十岁内外的妇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西什库教堂是北京天主教的一个据点,里面有千余四外逃来的教民和少数外国传教士,有从使馆拨来的几十洋兵守着。几万义和团将之围了个水泄不通,但一进攻,发现中弹的人还是死,没有刀枪不入,于是义和团的勇气也就不见了。不久传出来消息说,义和团法术不灵的原因,是由于教堂里的洋人头子主教樊国梁,挥舞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而成的“旌”,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是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以毒攻毒,以阴制阴,于是请来了金刀圣母(在此之前,已经有骑枣红马,持青龙刀的人来过,没有顶事)。当然,金刀圣母来了之后,还是没有下文,这个方圆不过百米的教堂,几万精壮的汉子就是拿它没有办法(注意:里面的洋兵没有连发武器,诸如机关枪之类的东西),王大点告诉我们,义和团又让挂白灯了。
又想起了王大点(3)
显然,北京义和团的想象力远没有他们在天津的兄弟们丰富,那里不仅有黄莲圣母,年轻可爱,而且为了闭住洋人的枪炮,让义和团法术逞威,家家户户要用红纸把烟囱盖上,女人“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腿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裹脚。”(《天津一月记》)当时还有歌谣说:“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后来有研究者说,这是红灯照们实现妇女解放,放足,杀鬼子杀的来不及梳头洗脸,真是有想象力。其实,这不过是源于巫术的义和团想象,在所谓的法术失灵了之后,指望靠基于女人身体的想象,建功立业。
显然,便宜的事没那么多,男人办不了的事,女人也不灵,即使她是什么圣母也一样。发现刀枪不入的法术不济,真敢冲锋陷阵的人就不多了,否则,几万人拥上去,西什库踩也给踩平了。不仅西什库的故事如此,其他义和团的抗敌故事也差不多,出现在我们各种著作中的义和团战绩,属于跟清军打的还有点真实性,属于跟洋人打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史学家施展移花接木、裁剪拼合的妙手,把清军的功劳挪过来的,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林华国老先生,有过认真的考辨。其实,当初西太后也不太相信义和团真的顶事,为此还派出刚毅和赵舒翘去打探虚实,结果俩人看了之后,都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一说赵舒翘不太相信,但在刚毅的压力下,不敢说实话),待到北京城破,西太后逃难的时候,她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劲下令,剿办义和团,结果出现了中国跟西方列强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八国联军就和清军一起打义和团的怪现象。
王大点这样没心没肺的看客,是导致鲁迅从医生变成文学家的刺激源,让人看了可气可恨又可笑,但他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只要我们的国人一天没有从义和团的心态中走出来,王大点就总站在那里,向人们做着鬼脸。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1)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说王士珍是龙,其实是说他老人家神龙见首不见尾,或者说藏头露尾,在北洋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坛上,总是送往迎来,干着维持会的差事,凡事没主张,也不掺和。龙置身事外,虎与狗之间,却断不了有点麻烦,人们所谓北洋直系和皖系之间的争斗,前期就是指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明争暗斗。只不过,狗与虎之间,由于实力过于悬殊,真斗是斗不起来的,没等交手,胜负已判,虽说两下心里悻悻的,但最终也没有撕破脸皮。
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三杰之狗,不是说他没本事。在北洋这些识字不多的军头之中,要论文,他是秀才,而且是从军之后,在北洋武备学堂时考的秀才,李鸿章为此感慨道:武校居然出了个文生!清末新政,武官资格考试,段祺瑞几次考不过,需要主公袁世凯疏通关节,而冯国璋不用。北洋军号称劲旅,但在辛亥革命前,真刀实枪地作战,却还没有过(此前只打过零散的义和团)。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实战的机会来了,南下作战的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却借故不去,让冯国璋带队出征,在主公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之后,冯国璋率军发狠,接连攻下汉口汉阳,让革命首义的武汉三镇,剩下了一镇,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文于武都有两下子的冯国璋,却总是比不过段祺瑞。文的方面,考试不行的段祺瑞,却去了德国“留学”,回来以后,统掌北洋系统的所有军事学校,在北洋系内结下了最广的人脉,说起来,所有毕业于北洋学校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古人所谓的“五达尊”,天地君亲师,至少人家先占了一个。武的方面,战功虽然没有,但仗打完了,冯国璋却没有参加北洋将领逼清帝退位的共和鼓噪,先前的战功,由于后来共和的缘故,在革命党人,是留下了骂名,北洋这边也不好再提,结果名声反而远不如打电报仗,带头鼓噪的段祺瑞(后来拍马屁的人称段祺瑞三造共和,其中第一造,就是这次)。特别是,由于冯国璋打完仗被调回担任皇帝禁军的统领,对逼清帝退位很不积极,所以,即使在北洋内部,也不认为他在把袁世凯推上总统位置上面,有多大的功劳。
革命后,袁门男将们都很忙,段祺瑞和王士珍拿到了最优厚的战利品,一个陆军总长,一个总参谋长。但此时冯国璋最操心的事,却是如何安置麾下的原禁军,放在哪儿都不放心,又不肯让人解散,最后带着这支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军队,来到了南京(从此,这支打仗不行,要饷还行的军队成了他的心病,走到哪儿都得带着),说是为袁世凯坐镇东南,但实际上是远离了权力中心。从此往后,连袁世凯都不跟他说实话,预备称帝前夕,对特意前来讨个实底的冯国璋,袁世凯皮里阳秋,信誓旦旦地说根本不想做皇帝,害得冯国璋回南京之后,老实巴交地逮谁跟谁说帝制的不可能时,北京这边已经开始筹备,锣鼓喧天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风头很劲,在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际,劲得不能再劲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冯国璋和他的老朋友段祺瑞有了摩擦。踌躇满志的段祺瑞一心要完成他主公都没有完成的大业,要拿南方的非北洋系军阀开刀,武力统一,而此时已经以副总统身份进京做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却不想。
不想归不想,但斗不过段祺瑞的冯国璋,却总也找不出合适的说词来表达自己的不想,每次都被段祺瑞按着头,在讨伐南方的命令上盖上总统的大印,窝囊得不行。四面望望,都是段祺瑞的兵,想不窝囊也不行。终于有一天,老先生实在受不了了,憋出一计,宣称自己要亲自南征,带着自己的卫队,就是那个前朝的禁军,坐上火车,沿京浦线南下。实际上,他是玩了一回金蝉脱壳之计,借机回自己老窝南京去也。然而,这种伎俩这么能瞒得住一块混起来、早把他摸透了的段祺瑞,没等他走到江苏境内,段祺瑞一个密令,安徽军阀倪嗣冲就把车给截住了,冯国璋手里虽然有兵,不过这些兵敢不敢用手里的家伙很难说,于是只好可怜巴巴地遥望一下南京,乖乖地回北京来了,彻底地成了段祺瑞的“俘虏”。
在北洋狗与北洋虎之间(2)
在总统位置上,冯国璋自己决定的唯一一件事,是下令抽干中南海的水,将里面的鱼捉了卖掉。人们传说,冯国璋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往里放养的放生鱼,鱼鳍上都挂着金牌,冯国璋是贪图这些金子。不过,金子比重很大,鱼鳍是否能挂得住,挂上了能否生存,令人怀疑,而且从生物学上讲,不大可能有几百年不死的鱼,鱼死之后就算有金子,也早埋在淤泥里。所以,因为贪财而抽水捉鱼,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此举仅仅是一项正常的清淤工程,大事干不了,小事总可以做做,一做,就做出了麻烦,在那个时代,舆论自由,政府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有人会说点什么,往坏了说。
不幸的是,此番抽水捞鱼,不仅舆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而且坊间还有好事者弄出一道菜,叫总统鱼,据说跟东坡肉一起上,一时间,京城饭店,食客们一边大嚼总统鱼,一边对总统说三道四。更不幸的是,捞鱼之后北京不知道怎么就旱起来了,于是人们又嚷,这是由于总统抽水捞鱼,得罪了龙王。嚷来嚷去,冯国璋坐不住了,毕竟天旱,老百姓要骂的。身边人给他出主意,说是从前天旱,皇帝都派人到黑龙谭求雨,眼下也该如此,冯国璋从谏如流,于是派人求雨,若干政府官员,加上白云观老道,如是这番倒腾一番之后,几天后,雨还真来了,不知道这雨是冯国璋求的,还是本来就该下了。媒体接着笑骂,封建,迷信,老土。
不过,经过“亲征”一事,在外人看来,总算是北洋之狗与北洋之虎之间的争斗,狗叫出了声,敢于叫出声的狗,虎自然不再能容。在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中,由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出了袁世凯的前文胆徐世昌,于是冯国璋只好走路,回到河北河间的老家,算是归隐山林,含饴弄孙去了。到了这个地步,徐世昌还要优待他一回:下令由前禁军改编的陆军15、16两个师,归前总统冯国璋节制,回不到自己地盘的冯国璋,要军队干嘛?而且这个老好人,也没有仇敌,用不着那么多人护卫,就算是要护卫,这些老爷兵驻扎北京,也够不到河间的冯国璋——其实徐世昌或者说段祺瑞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些老爷兵继续成为冯国璋的负担。效果立竿见影,冯国璋1918年退隐,次年就因为这些老爷兵的欠饷问题,在京津两地奔走,染了风寒,一病不起,终年60岁,成为北洋三杰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死了的冯国璋,舆论界依然没有饶,有好事者赠挽联一对:南海鱼安在,北洋狗已无。
冤哉!
在孝与非孝之间(1)
孔融在历史上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知名度高,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而是人家上了中国古代的儿童教科书《三字经》,而且在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上也有那么很正面的几笔。有谁不知道孔融让梨(图261)呢?自从《三字经》诞生以来,中国的父母总是忘不了拿这事教育孩子。不过,对我来说,孔融让梨,却是个不那么愉快甚至有点愤愤的故事,因为我最小,在小时候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分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实行了孔融之政,同时哥哥们不让回来,那么吃亏总是我。愤愤久了,还多少感到有点不平衡,就分梨要小个的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点的事,居然可以千古扬名?当时家喻户晓的古代好人好事还有司马光砸缸,比起来,我总是更佩服司马光一些。
孔融最露脸的事,其实不是让梨,而是争死。那是他十六岁那年,朝廷大兴党狱,清流首领张俭逃亡,望门投止,跑到孔融家,孔融当家的哥哥孔褒不在,孔融毅然收留了张俭,后来事发,孔融和其兄并其母亲都说是自己干的,与别人无涉,“一门争死”,最后官府让孔褒顶了罪。这件事情,说明孔融的孝悌之行货真价实,跟那种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猫腻,甚至做彩衣娱亲之戏的伪君子有凤鸭之别。
可是,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图262),最后却死在不孝的罪名上,而且这个“不孝”,好像还真有根据。说他曾经跟祢衡说过,父之于子,有何情义可言,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跟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也就算了。此话虽然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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