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行车到宾利-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

　　　　半路上有个大人问我：“你是不是刚才差点儿让火车撞着的那个小孩儿？”我点了点头。这时候，和我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邻家阿姨刚好路过，听到了。我母亲和老保姆因此知道了，后怕得紧，当时就把我关了禁闭。

　　　　几年之后，我又一次差点儿没命。那一次，我去部队大院的游泳池学游泳。每天傍晚五六点之间，部队官兵都要去吃饭，游泳池里通常没有大人了。我当时并不熟悉情况，到了水里后才发现，水已深过头顶，双脚根本踩不到底。我赶紧将电影里看到过的姿式踩水拿出来，可一点儿也不管用，只觉得身体不住地往下沉。我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拼命想让自己浮起来。每次刚挣扎着扬起头，喊一声，声音便随着身体下沉被淹没了。我喝了很多水。游泳池里当时还有其他孩子，可都和我一样不会游。幸运的是，还有两名军官正在另一侧游泳。他们发现情况后，马上游过来，把我救了上去。要是他们也遵守纪律、按时就餐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回忆此事了。

　　　　第三次危险的经历和火炉有关。北京冬天很冷，气温经常会下降到零下十几度。那时候，每到冬天，我们都要靠煤炉取暖。每晚睡觉前，都要往炉里添煤，将炉口封闭，只留一条极小的缝隙，让煤火在夜间尽可能少地燃烧。如果炉子没封好，炉火很容易在半夜熄灭。那一年，我正住校复习高考。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到炉边，弯下身子，想用脸去试试炉火是否正常。不料，炉子上插着一根通火用的铁钎子。我这一低头，铁钎子刚好戳到我左眼。我惨叫一声，只觉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室友开灯一看，都吓得叫了起来。我满脸是血，就好像太阳穴中了一颗子弹似的。老师和同学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好在这次事故没有对我的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确实非常可怕。现在回头来看，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让我懂得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虽逢大难，却完好无损。这使我相信，自己的生命一定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5）

　　　　北京远郊偏僻的南口小镇给了我快乐而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不过，有时我也会好奇地想，如果生长在北京城里，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我会不会一直追逐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梦想，最终被某个顶级球队选中，成为北京版的贝克汉姆呢？我有可能成为一位乒坛明星、一名奥运选手，或者摔跤冠军吗？

　　　　事实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我放弃了在体育方面有所发展的梦想。和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不得不为今后的生活做一些更切合实际的打算。那个年代，一切充满了变数。1966年，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大学一律停止招生，追求知识、学问被视为不光彩甚至反动的事。年轻学生最初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被鼓动去摧毁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及一切来自外国的影响。大约从1968年底1969年初开始，大批城市青年又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以便使他们经过多年的生产劳动，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上同辛苦劳作的农民真正走到一起。

　　　　那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五花大绑、身上挂着牌子的人站在行驶的卡车上。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只知道这是“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土地房产的人那时都被认为是邪恶的，被称做坏分子。“*”时期的农村，所有被贴上地主标签的人都会被当做阶级敌人，成为众矢之的。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据说解放前是个地主，因此每天脖子上都要挂着一块“我是坏分子”的牌子，站在他家院外一幅毛主席像前“请罪”。那时我七岁左右，每天都和其他孩子一样，到他跟前去看热闹。我的童年时代虽然很快乐、很有安全感，但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和小伙伴尽情玩耍的时候，当时中国实在有着许多的动荡与冲突，只是我有幸不曾切身遭遇，得以闪身而过，童年的快乐与自由因此没有被折损。

　　　　那个年代，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相信广播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这样接受到的信息有时又会让人非常糊涂，因为某位政治人物也许今天还被颂扬，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我刚上小学时，每天早晚，大家都要手持语录，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每天到校后第一个小时都要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虽然我对语录的内容并不都能理解，但背诵语录成了我最早的记忆训练。我很擅长背诵。这个特点在我后来的英语学习中帮了大忙。

　　　　尽管军队大院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我还是要面对毕业后的去留问题。我的二哥和姐姐那时都已参军去了外地。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我也想过，像他们一样去参军。但一想到寒冬的夜晚，在一座废弃的大炮库房外站岗的情景，就觉得毛骨悚然。二哥建议我去学小提琴。他希望我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说不定毕业后可以参加一个文工团，就不用插队了。即使去插队，也可以参加一个在农村巡回演出的宣传队，不用总在田里干活了。他还把自己的提琴老师介绍给我，让我跟着老师学。提琴老师是我们部队文工团的首席。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6）

　　　　开始我对学琴并不太喜欢，而且那时候我很腼腆，不好意思经常去文工团上课。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团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着琴盒子，生怕人家耻笑。后来，我每次都叫上一个小伙伴，陪我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帮我提着琴盒了。我还在文工团里见过后来成了大腕儿电影明星的梁天，他当时刚进这个文工团演话剧。过了一段时间，学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之后，我才觉得，学小提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也练得更加认真起来。

　　　　南口的冬天很冷，但我每天都坚持早晨五点起床，到部队大院礼堂去练长弓。这样，每天上学以前，我可以练上两三个小时。虽然开始学琴的时候只是为了一技之长，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小提琴演奏。我经常为了将一首曲子拉得更好，而一连花上几个小时。能在琴弦上奏出这样美妙的音符和曲调，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那时候，我能演奏的曲目很少，只会拉一些中国曲子，比如《新疆之春》、《新春乐》、《红太阳光辉照炉台》等。

　　　　1976年，我还没有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便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了。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学恢复了招生，教育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上大学对于许多人来说，重新成为一件人生大事。我初中同班的不少同学都打算报考重点高中，为两年后参加高考作准备。我当时并没有考大学的打算，对体育和音乐更感兴趣，而且开始在这两方面下更大的工夫。我尤其酷爱小提琴。那时，我已经可以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西方古典乐曲。我希望音乐能成为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我还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练习打乒乓球，经常拿着铁拍子到部队操场去练挥拍的动作。

　　　　1978年夏天，我快初中毕业了，需要决定下一步的学业方向。虽然我一直是个全优生，但因为在我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上对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并不重视。受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又不想让学习给我带来太大的压力，我当时只填报了北京通县日化二厂技校的电子化工专业。上中专、中技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刚恢复不久的事。我觉得，如果考上了中技，就不用像在大学里那样拼命学习，就可以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我喜爱的小提琴上了。当时我对电子和电脑还一无所知，只是感觉电子专业应该是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领域。

　　　　当我接到日化二厂技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反而犹豫了起来，不知道该不该去念。到通县去读电子化工专业，意味着我将从此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这一点让我感到兴奋和好奇。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我要离开家乡和父母。这多少让我有些不安。一般从某个工厂所属的技校毕业，都会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工作。那时候，从通县回一趟南口，坐长途车至少要花三个钟头，感觉还是挺不方便的。和父母商量时，他们还像平常那样，希望我能自己拿主意，无论怎样决定，他们都会支持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四个子女中唯一还没有离开家的，母亲从感情上有点儿舍不得我离开。她虽然没有说，但我能感觉到，加上我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学校毕竟不太了解，最后还是决定留在我初中念的那所普通学校——南口中学继续读高中。我的许多朋友这时已经考入附近的重点高中昌平一中和昌平二中，开始为高考进行准备。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7）

　　　　虽然我读书很用功，各科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我每天仍旧会花很多时间练习小提琴。这时候，上大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的事，甚至连最早鼓励我学琴的二哥也开始劝我不要再练琴了，说我应该去上大学。尽管上大学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点儿突然，但我也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潮流已经发生了变化。虽说在我成长至今的大部分时间，教育在中国都没有受到重视，但对于一个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掌握更多的知识本领确实是通往未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于是接受了二哥的建议。想让父母为我自豪的愿望无疑也给了我做出新的人生选择的动力。这一选择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可是考什么专业呢？虽说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甚至在学校物理竞赛和县里数学竞赛上我都拿过名次，可我实在不太喜欢数理化。可要上大学总得选个专业呀，于是我想到了学英语。一方面我酷爱音乐，英语听上去很有音乐感。我说过相声，从小就喜欢模仿方言，从一开始学英语，老师就一直夸我发音好。另外，有一次我去北海公园春游，看见一位陪着老外参观的中国小伙子正在用英语给老外做讲解。我被这一情景吸引住了，心里想：翻译这个工作不错啊，只要带着嘴，所有本事就都带上了，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有饭吃。于是，我便选择了报考英语专业。

　　　　确定了考大学这个目标以后，我还需要给自己创造最好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中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参加高考，还包括“*”十年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许多大龄考生。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考生录取率只有大约4％。此后几年的高考录取率也仅比这个数字略高一点儿。可见，当时高等教育资源之缺乏。当时，重点中学考生的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普通中学。1979年我十七岁。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骑车十几公里来到昌平二中，希望能和校长见上一面。我们初中毕业时错过了考这所学校的机会，现在离高考只剩下一年，想要转到这里上学必须得到校方的特别批准。在这以前，我曾听别人说过，昌平二中有一位教英语的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最早一届的毕业生。我们后来又跑了几次。鉴于我在此前的全市模拟考试中数理化三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而且有这样高的求学热情，这所学校最终同意接受我进入文科高考复习班主攻英语。

　　　　我过去成绩一直优秀，但是到了重点高中以后，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排在班里中等。我的好强让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名次。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凌晨五点起床去教室读书，晚上11点回到宿舍。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成为全班第一。三个月后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果然超过了原先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成为班上第一名。这件事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周围环境的产物，同什么人相处，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谓“近朱者赤”，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懂得了，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期望的结果。在这以后，我也更加自信，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同任何人竞争。这种自信心，加上对于目标以及努力的重要性的感悟，在以后的生活中帮助我实现了更多的愿望。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