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法庭辩论实录-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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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故意将长长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双肩，身上穿一件古怪的衣服，中装不
像中装，西服不像西服，颇有点似僧人的袈裟。邹容则剪去了长辫，着一身
西装，神色安详，大义凛然。

古柏（外国律师、请政府代理人）：被告心怀叵测，图谋不轨，挑拨诋
毁政府，欲使全国民众仇视皇上，痛恨政府，实属大逆不道。

邹容：因为愤恨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以我写了《革命军》一书。又听说
公堂要抓我，我特到这里来报到。

章太炎：你们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来控告罪人，却不在中国法
院，而在别人所管辖的最小的新衙门，真乃千古笑柄！

博易（被告辩护律师）：此案发生在租界内，按照《公共租界章程》，
理所当然应归租界公堂审理。。。按照法律，凡是诉讼必须原告、被告两方
齐全才行，倘若只有被告而无原告，则聚讼不具。现在有人控告被告有罪，
那么，我们要问堂上各位：今日原告究竟是谁？是北京政府呢，还是两江总
督？是江苏巡抚呢，还是上海道台？请明白宣示。

古柏：这个，这个。。当然是清政府。

孙建臣（清政府会审委员）：我们是奉旨拘捕被告，现在审讯也是履行
公务。

博易：以堂堂中国政府，竟然向属下之低级法庭起诉某个人，受其裁判，
岂非笑话？这样看来，原告尚无定人。既无原告，如何审案？再者，章、邹
等人不过在报上写了几篇文章，并无违反租界规则之举。你们指控被告，有
何证据？另外，刚才你们就要交涉，交涉什么事，应向法庭公布。如果政府
律师既不能指出章、邹等人犯了什么罪，有什么证据，又不说明交涉何事，
则此案应立即注销，方为公平妥当。


古柏：经我们调查，政府所控二犯之罪均有证据，此为《驳康有为论革
命书》一文，请堂上批阅。

古柏：经我们调查，政府所控二犯之罪均有证据，此为《驳康有为论革
命书》一文，请堂上批阅。

古柏：他们印这些书报都是大逆不道的。如果说不是谋叛，那么为什么
要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样的文章？用意何在？

章太炎：我在爱国学社教书，经常读到康有为编写的东西。一看都是些
反对革命、袒护满人的胡言乱语，实属害人子弟，所以起而作书，据理驳之。

古柏：既然教书，为什么攻击圣上是“小丑”？难道你不知道圣上之讳
应该回避吗？这不是大逆不道？

章太炎：哈哈！什么圣人之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古汉语里，“小
丑”一词本作“类”字讲，也可以作“小孩子”解，根本不含有毁谤之意。
至于什么“今圣上”讯，我遍读西欧各国法律，并无此话。我只知道清帝叫
载湉，不知所谓“圣讳”。写写名字有何不可？

古柏（问邹容）：《革命军》一书出版后，到处被人出售，为什么不出
来禁止？

邹容：我既不是巡捕房巡捕，又不是上海县县官，别人要售书，我有什
么权去禁止呢？

博易：章太炎、邹容二人都是学子，写书撰文，均出于爱国之举，并无
谋叛之意，应立即释放，不应定罪判刑。

【评析】

《苏报》案审讯历时近半载，经过三次公堂会审。此间，清政府企图引
渡二人加以杀害，遭到全国人民的社会舆论的抨击。章太炎、邹容及他们的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痛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及其勾结帝国主义迫害
革命志士的卑劣行径。他们针对租界与清庭在法律程序上的矛盾，提出一连
串诘问，极力辩驳，屡屡使对方现眼出丑。具体辩论中，章太炎对“小丑”
的注释巧妙，邹容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喻也很机智。

但这次案件最关键的还是政治上意义重大，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苏
报案”的实质是清廷与人民聚讼之始，表面上清廷似乎胜诉，但实际上胜诉
的是人民，章太炎、邹容被判刑激起了人民的觉悟，人民奋起斗争，终于推
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


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

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

1936年，在全国的抗日高潮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屡次恳请蒋介石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均遭到拒绝和训斥。是年　
12月，张学良与杨虎城将
军在西安联合实行兵谏，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逼蒋抗日，促成举国团结
一致的抗战局面。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为了表示自己纯洁无私的
爱国热忱，亲自陪送蒋介石赴南京请罪，旋即被蒋软禁，并被送交军事委员
会审讯。12月　
31日，张学良在军委会法庭受审时进行了答辩。

审判长李烈钧：你就是张学良吗？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不是弓长张的张？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不是学而时习之的学？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不是良知之良？

（没有回答）

李烈钧：今年几岁了？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什么地方人？

（没有回答）

李烈钧：父母在否？

（没有回答）

李烈钧：配偶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李烈钧：有几个孩子？

（仍然没有回答）

张学良（愤激难忍，冷笑一声）：随便，随便好了。

李烈钧：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呢？

张学良：这个问题实在重大，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
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对不是劫
持委员长，而是爱护蒋委员长；我也绝不是叛变，相反的而是爱护我们国家
民族。我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主张，怎么说是叛变？
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安全回到南京，我张某
人不是跟随他到南京了吗？

李烈钧：你胁迫统帅，有人指使吗？还是自己策划的？

张学良：一切主张都是我自己提出的，我所作的事情，我自己承担责任，
没有任何人能指使我。有一言，请问审判长可以吗？

李烈钧：可以。

张学良：民国二年（1913年）审判长在江西湖口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此
事吗？

李烈钧：有此事。

张学良：是为讨伐袁世凯施行专制吗？

李烈钧：是。


张学良：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
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何罪之有？

张学良：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
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何罪之有？

张学良：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你定要提他们，我只好直
说。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欲，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我国槽到今天这种地步，
他们是要负责任的。这次西安事件，我只对蒋百里先生表示敬佩。因为他现
在不是大官，为人相当正派。其他诸人当然也有使人敬佩的，但太少了。这
班大员，勇于私斗，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
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比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
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粕的姨娘，这种老而好色之徒，您还认为值得敬佩吗？
再说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一旦领袖蒙难，他既不设
法营救，也不拔枪自戕，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难道这种大员也值得人家敬
佩吗？

李烈钧（急忙制止）：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

张学良：这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凡事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如果没有
毛病，它的枝叶一定鲜艳茂盛；如果这个根有了毛病，它的枝叶便要枯萎坠
落。

李烈钧：你不必说了。我们判吧。

【评析】

张学良在法庭上的答辩，充分表现了他光明磊落的赤诚爱国之心，和敢
做敢当的大无畏精神。他巧妙地用“讨伐袁世凯施行专制的湖口起义”，来
证明自己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是无罪的。语言铿锵有力，论
辩有理有节。


甘地在三巴朗法庭受审时的声明

甘地在三巴朗法庭受审时的声明

莫罕达斯·艾尔姆昌德·甘地（1868—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领袖，
有“圣雄”、“国父”之称。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1891年学成回国后，
在孟买高级法院任律师。1893年去南非，任一印度大商业公司的法律顾问，
投入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斗争。1915年回国，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多次发动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倡精神感化和阶级和平，主
张社会改良和道德复兴。曾数次被捕，多次绝食斗争。1917年，甘地应邀到
三巴朗县调查佃衣受剥削虐待的情况。他先受到当地种植园主的威吓，后被
当局勒令离开，接受传讯。

甘地在三巴朗法庭传讯时发表了声明：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
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　
114条所发布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
政府与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
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靛青种植园
主的不公平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
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没有其他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
我自觉在这类事情上是有一些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
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
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是服从政府对我发出的命令。但是，
我如若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
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
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
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像我这样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
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系中，犹如我现在所面
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
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做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
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服从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
那就是良心的呼唤。

【评析】

这个声明可以说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一个具体体现。与法庭上的
针锋相对、唇枪舌箭的法庭辩论相比，这个声明用语委婉、态度谦逊，甘地
这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先承认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一个“极为严重”
的问题，又说这仅是他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可通过相
互谅解和协调取得一致。他进而希望“在政府和种值园主的帮助下”完成自
己受委托的使命：为人道和国家服务，说明他正处在“服从政府命令”和“留
在农民中间帮助他们”的两种责任冲突之中的处境，以博取当局对他的谅解。
这个以退为进的说明过程是相当巧妙的，由此可看出甘地高超的辩论艺术。


印度尼西亚的控诉

印度尼西亚的控诉

苏加诺（1901—1970），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毕业于万隆工学院。
早年从事爱国活动，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1927年组织印尼民族联盟，任主
席。1928年，参与创建印尼政党联盟，被选为主席。1945年，提出建国五项
原则，发表《独立宣言》，当选为印尼共和国总统，执行反对帝国主义、殖
民主义的政策，执行民族独立。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他曾多次被荷兰当局
逮捕、放逐。1929年　
12月，苏加诺被捕入狱。1930年　
8月　
18日在万隆地方
法院开庭审理。苏加诺的法庭辩护长达两天。

可敬的法官先生：

当我在　
1930年　
6月　
16日的报上看到总督在国民议会的开幕词中宣布将
直接向法院控告我时，我当时就说：“这将成为轰动一时的审判！”

的确，自　
1929年　
12月　
29日进行搜查和逮捕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和荷兰
的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惊愕之声就不断地回响着。这种关心和轰动迄今还继
续震撼着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政治气氛。　


。。。


用不着我们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