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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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相似的政见；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的帮助，因为他们不能独自写出新闻。

　　米尔肯团队最喜欢的理论家类记者是爱德华·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Ｉｎｃ．）的专栏作家，是最先替米尔肯说话的记者之一，曾发表文章称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表达的主题引起了里根时期经济不干预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支持者的强烈共鸣。经威廉斯审查同意后，爱泼斯坦获准采访米尔肯，成为第一个对米尔肯进行个人采访的记者。但是，采访中不许他问有关调查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社论作者成为亲米尔肯路线的最有影响的解说者。他们似乎支持他们认为是米尔肯带来的反正统的“创造性破坏”，并几乎毫不掩饰对证券法律的藐视，认为这些法律是政府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不必要规限。

　　随着1987年炎夏渐渐过去，一种不安的平静笼罩着华尔街。犯罪嫌疑人与政府合作的阶段显然结束了，这种合作曾在布斯基和西格尔与政府签订认罪协议时达到高潮。政府撤消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的起诉后，新的起诉似乎遥遥无期。除了继续调查中直接涉及的事务外，这起丑闻似乎被人们淡忘了。

　　套利人们又一次庆祝收获。大多数套利人大大补回了在布斯基事件造成的股市下挫中遭受的损失。他们手中的投资资金比以前更多了，他们把这些钱投到实际的或预期的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上。股市攀升得更高了，８月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了２７００点。有谣传说，这个指数到年底要达到３０００点。

　　约瑟夫努力提醒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人员小心这种不断上升的市场红　火景象，特别是小心股东们在公司收购和融资买断中获得的不可思议的高价。那年秋天，他与米尔肯和贝弗利山分部的其他人员进行会谈，对他们说，德莱克赛尔必须收缩在垃圾债券市场上的庞大份额。“让其他人做这些交易。”约瑟夫敦促道，“你们必须能够让定单和客户转去别的地方。”大家似乎都点头同意，包括米尔肯，尽管他对“放走”客户深恶痛绝。

　　股市不久就强行施加自我约束。第一轮震颤是１０月１４日到来的，那天从华盛顿传来谣传说，股市即将进行一项立法，要限制对恶意兼并提供融资支持时的利息扣除。许多股票的价格在人们对收购的期望下被推得过高，这些股票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中。有些人开始廉价出仓，一开始时慢慢地，因为一些套利人介入进来以较低价格收购股票，但接着动作就快起来，因为机构投资者为锁定未实现的利润开始快速出仓。１０月１５日和１６日（分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每天股市都下挫１００多点。

　　米尔肯那两天一直坐在交易台前，让德莱克赛尔的客户们放心，表示现有的垃圾债券不会受到拟议立法的直接影响，并继续造市。然而，是他间接造成了市场震颤，因为是他指出收购可以以前所未有的价格获得融资支持。道琼斯平均指数超过２７００点是由股价的大规模上升造成的，而米尔肯是促成这种股价上升的始作俑者，他在这方面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个人。

　　接着，１０月１９日（这天是星期一），股市暴跌，跌幅超过５００点，创股市历史上单日损失最大的纪录。投资者纷纷疯狂抛售股票。几乎每只股票都价格猛跌，收购目标公司和最安全的蓝筹股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股市接近崩溃，特别是在１０月２０日（星期二），这天市场进一步下挫，下午有所反弹。纽约证交所的许多造市者缺乏资金吸纳被抛售的股票，联邦储备局不得不投放大量现金来救市。

　　与１９２９年的股市大崩溃不同，１９８７年的黑色星期一没有造成全国性的经济衰退。这是一种心理崩溃，不是经济崩溃。公司盈利持续强劲，公众消费也在继续，就是股市本身也开始从新低处不断反弹。垃圾债券恢复得更快，部分原因是米尔肯不知疲倦地宣传垃圾债券仍然是可靠的投资。他鼓动他的主要客户们购买更多的垃圾债券，他们就按他的话做。米尔肯对他庞大客户网的影响力使他在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中具有独特作用。

　　然而，这次股市动荡留下了实际的伤痕。小投资者损失惨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次经历非常伤心，从而永远退出了市场。这些投资者本来对市场公正已经有所怀疑，现在更加相信股市是受专业人员操纵的游戏。投资者的这种态度迟早会严重损害美国的融资体系，正如证券法律的起草者所担心的。

　　华尔街上到处是受害者。从很大程度上说，人们的心态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挣钱了，也不期望再那样挣钱。工作也不像以前那样有趣了。

　　套利人是举债投资年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在仿效布斯基的过程中，没有其他群体如此狂热地信奉举债的观念，也没有其他人为此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从这些套利人扑倒的身影中可以看到这次股市暴跌带来的教训，其中重要的教训之一是：高回报不一定是市场畸形物，而是衡量高风险的标准，即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这一点对同样获得很高回报的垃圾债券购买者（他们的回报高得与风险不成比例）来说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对他们在贝弗利山的“太阳王”奉若神明。

　　也有个别人提出警告。奥马哈波克夏－哈瑟威（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Ｈａｔｈａｗａｙ）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一再警告垃圾债券的危险。巴菲特被认为是美国最精明的投资商之一。“当你给非熟练司机做保险时，你得到的保费要比给熟练司机做保险时高。”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有的人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好，有的人则完蛋了。”

　　１２月２０日，脸色苍白而憔悴的布斯基到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听候宣判。这期间，他曾经熟悉的套利界仍处于１０月份股市暴跌所带来的混乱中。法院里挤满了记者和旁观者，警察不得不竖起护栏维持秩序。法庭里满是记者和律师，进入要由法警控制。当布斯基站起来向联邦法官莫里斯·拉斯克尔陈词时，人们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听。

　　“我深感羞愧，不理解我的行为。”布斯基轻声地说，“我去年曾用一年的时间试图弄明白我是如何偏离正道的。我喜欢有机会赎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好名声。这就是我想要的。”

　　这是布斯基自己请求那天宣判的。一般来说，与政府合作的证人在作证结束前是不进行宣判的，目的是保证他们继续合作。布斯基是米尔肯案中的主要证人，在该案结案前也不能宣判。但是，检察官们允许他接受宣判，因为审判米尔肯看来可能还得几年时间，而且如果布斯基必须入狱的话，他想尽早去。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厌倦了遥遥无期的等待。在等待中，他在圣约翰大教堂做慈善工作，并在犹太神学院学习。这些努力对公众舆论没有什么影响。

　　允许布斯基开始接受宣判是检察官们将会后悔的一个决定，但当时看来，他给检察官提供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让他此时去接受宣判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在预判听讯中，检察官约翰·卡洛尔称布斯基的合作是“证券法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他补充道：“我们认为，更大的犯罪是布斯基先生主要在别人的指使下参与的犯罪。我们正在对付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它是一种暗中损害金融界的系统性腐败。很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夸大其词。”鉴于后来华尔街的其他人与政府对抗，布斯基的诚实显得更加瞩目了。

　　拉斯克尔法官称赞布斯基的合作。像检察官办事处一样，他称这种合作是“前所未有的”。他对布斯基表示了一些同情。他说：“毫无疑问，布斯基已经遭受了耻辱，受到了挞伐，降低了威望。他从前曾是社会名流，一个人的生活出现如此天壤之变是鲜有所闻的。”

　　由于布斯基只接受了一项重罪，他面临最多入狱五年的惩罚。要正式宣判了，法庭里透着紧张。拉斯克尔法官宣布，判处布斯基入狱三年。虽然这个判决立即受到米尔肯圈子的攻击，称太宽大，但它超过了布斯基本可接受的最高刑期的一半。到目前为止，这也是在与这起仍在发展的丑闻有关的案件中所宣布的最严厉判决。

　　“一个信号必须传递出去。”拉斯克尔法官在总结讲话中说，显然对他所了解的华尔街上非法活动的规模很不安，“那就是，入狱对白领被告并不是不可能的，法庭若偏袒这种被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为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不仅是实际公正，而且是表面上的公正，任何犯罪行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任何犯罪者都不能逍遥法外，布斯基的下场就是一个明证。”

　　布斯基离开法院时，为躲避记者，从后门走。但是，当他走到人行道时，守候的记者便一涌而上。他们拿着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和摄影机，站到路边的汽车顶上，对着他拍个不停。第二天的报纸上到处都是布斯基的特写照片，照片上的他满脸惊恐地钻进了一辆轿车。

　　１９８８年２月１８日是一个星期四，这天又阴又冷，新泽西北部彤云密布，一场大雪可能即将来临。约翰·穆赫伦从他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里走出来，他的情绪像天气一样坏。他把一个运动包放到汽车后座上，包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ａ２３３口径的以色列造加利尔（Ｇａｌｉｌ）牌来复枪和一套迷彩服，这把枪是他两星期前买的。他还有一箱子弹，共３００发。另外，他的车里已经有一把９毫米的麦格纳姆（Ｍａｇｎｕｍ）牌半自动手枪（６．３５７口径）和一把１２口径的猎枪。这下子，他的汽车简直成了一个武器库。

　　政府调查给穆赫伦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的情绪非常低沉。昨晚他一夜没睡，坐在那里看电视上连续播放的电影，电影的名字他没有记住。他已经停止服用那种名叫锂（ｌｉｔｈｉｕｍ）的药。昨天，他的律师告诉他说他会被起诉。更让他沮丧的是，律师还对他说他应该认罪。

　　穆赫伦坐到驾驶座上，启动了车子，把车倒出来，然后顺着长长的、弯曲的车道驶往北　区大街。他要去杀一个人，这个人造成了他的痛苦，这个人还一度被他认为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这个人就是——伊凡·布斯基。然后，“猎头行动”（他后来对此事的称谓）就会结束。

　　或许暴力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这起丑闻涉及的都是白领。许多人为了些许小事杀人和被杀。西格尔曾害怕布斯基杀他，布斯基害怕米尔肯杀他，而现在，穆赫伦真地要去杀布斯基了。

　　自从布斯基的认罪协议打碎了穆赫伦对人性的看法以来，穆赫伦的心理状态几乎越来越差。得知布斯基——一个他仍然视为朋友的人——可能要把他牵涉出来（穆赫伦称此为“出卖”他）之后，他的情绪更坏了。

　　去年１月，穆赫伦收到一个与布斯基有关的传票，上面清楚地列出被指控的股票寄存活动，第一个是关于尤纳考股票的，穆赫伦在１９８５年替布斯基做过这只股票的寄存。穆赫伦的反应是：“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这是替布斯基帮忙，谁会在乎他为别人帮几个忙呢？当然这不是犯罪。

　　穆赫伦不认为布斯基或戴维多夫会说他的坏话，但他听说穆拉迪安正在与政府合作。传票上突出地提到穆赫伦向布斯基支付被寄存股票的盈利时所用的发票。穆赫伦猜测这些东西可能是穆拉迪安向政府讲的。

　　１９８７年２月，穆赫伦又收到一个传票，上面问及海湾和西部公司股票被操纵一事，此事与布斯基和伊卡恩联手威胁该公司有关。穆赫伦对这件事也不感到担心。当他的律师肯尼思·比尔金拒绝让他作证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一种对持异议者的迫害。”比尔金提醒他说，同时坚持要他聘请一位刑事律师，并向他推荐了奥托·奥伯梅耶尔。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像穆赫伦本人那样若无其事。他的一些投资人感到担心，问他关于他们可能有什么“风险”的烦人问题。律师们不断来找他，而穆赫伦对律师不是很喜欢。但是，那年就要过去了，而政府在调查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在业务上，那年１０月以前穆赫伦一直非常顺利，堪称丰收。布斯基离开套利界增加了穆赫伦的盈利机会，因为竞争少了。１９８７年前九个月，穆赫伦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