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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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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被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前几天，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无意读到了有关杨度的文字，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江湖容汝作诗人。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即将卸任张宗昌将军府中的“总参议”，心境黯然。他依附于军阀，并非卖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动机。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迹：度虽有救国之心，然手无斧柯，政权、兵权皆不我属，则亦无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执掌政权的军人，让自己手有“斧柯”，实现自己的“救国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胆了！利用那几位智谋不足的大老粗对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动曹锟除掉吴佩孚，鼓动张宗昌投靠国民党！就在他把奉军的大将张宗昌（时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山东军务督办兼省长）哄得有些迷糊之际，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奉父命赶到济南。“少帅”已经知道傻大黑粗的张宗昌身边的“杨总参”的居心叵测，所以，放出狠话：“请杨子少出主意，当心脑袋！”图未穷而匕首见，杨度只得借故请辞。临别泉城前，他写下了这首黯然神伤的律诗。他借表扬一位济南韩氏的同时，发泄了自己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运筹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容我突发奇想：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时代的有情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总会想办法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元钱直至章氏西逝为证，有越级重用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学生领袖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伦理教授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字怀中，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青年时代即为湘省维新运动骨干人物，后留学日本、英国，民国初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湖南的几所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弟子。民国七年（1918年）秋，四十七岁的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携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学系教授。杨先生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就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即始于此时。时杨度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逝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杨度无论其资望还是诗才，总比给毛写颂诗的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他们高吧？不信？有遗联为凭：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挽袁世凯（民国五年6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挽恩师王运（民国五年10月）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挽黄兴（民国五年11月）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挽蔡锷（民国五年11月）
市井有谁知国士（5）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挽孙中山（民国十四年3月）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挽梁启超（民国十八年2月）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挽自己（民国二十年9月）这些挽联，不仅是传诵一时的名联，亦堪称近代经典对联。杨度只寥寥数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颇富余韵。真乃一代骚人也！饶有意味的是，被他凭吊并称颂的亡者，多是与他“政见分驰”的人。尤其那位蔡锷，本是他推荐给袁世凯后才受到重用的，按说对他应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潜往云南起兵反对帝制之前，曾领衔致电袁大总统，请求“将发起筹安会之杨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时期的法律术语，即今人所谓的“依法判处死刑”。对蔡上将的“恩将仇报”，杨度毫不介意，更未为将军之死而庆幸，其雅量可窥一斑。民国初期，每有骇俗之举的杨度，无疑是一面鼓舞热血青年救国之斗志的旗帜。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所以在未来的岳丈家得见久仰的杨子，当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的要职（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就曾对萧子升打听过毛润之，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须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地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有趣的是，萧子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君主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的当政者们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起来。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1949年金秋，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长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因为，这是他所终生追求的“帝道”。
四杨度所说的“帝道”，即帝王之学，亦即辅助别人成为帝王之学。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不就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学”精神的即应该数这位杨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苏秦、张仪。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与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读书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辈当了军官他们才有机会念书。1907年，正是老袁和张之洞两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汉臣保荐他，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颗肉乎乎的脑袋马上就被摄政的光绪之弟载沣盯上了。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光绪皇帝）。有人考证出，幸亏杨度因参与草拟诏书，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过张之洞与庆亲王奕劝阻了摄政王载沣，“项城”项上那顶圆颅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风雨惨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车。无人肯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官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一位，即杨子。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杨度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真是患难见真情。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专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级干部杨度，却数次前往安阳看望老袁。武昌首义之后的那几天，杨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长子袁克定一起建议袁延缓动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后，先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继为大清帝国第一重臣（内阁总理大臣），后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尤其可恼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只不过这些各省的“国民代表”，都是拥戴老袁登基的人，此“会”与他数年前倡开的“国民会议”根本不是一码事！如此一来，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汹汹讨伐声很快就惊醒中南海里的黄粱梦，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讪讪地宣布取消帝制。难逃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就在此时，《京津太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丰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谈：
市井有谁知国士（6）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此时，袁世凯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开始在政坛流传，作为帝制运动的头号干将，杨度的结局自可想见。社会上已有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消息。针对这一传闻，杨度的回答是：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真有点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那篇堪称经典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正因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早年在日本时，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杨自称）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既然政见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民国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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