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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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个人的体会，以一九七九年底高雄市“美丽岛事件”的勃发、镇压、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我眼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其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乡土文学论争时犹在国民党镇压乡土文学的法西斯高压下，挺身出来主张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的某些作家、诗人和评论家，也纷纷改宗转向，令人瞠目。　　　　
　　　　关于台湾一部分文学界人士从磅薄昂扬的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思想传统向着反共、反华、靠拢外国帝国主义转变而终至奔向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目前似乎还缺少科学性的、体系性的分析。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０年间，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它的国家利益和冷战布置，迭次计划要把台湾变造成一个与中国分离的、亲美、反共的傀儡。这个阴谋，早为台湾革命家谢雪红和她的“台盟”同志们、李友邦将军和著名作家杨逵所洞悉，迭次公开予以揭露和强烈批判。一九五０年韩战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以大舰队分断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使台海分裂固定化。一九五０年开始，台湾经济在美国军经援助和美资推动下，发展了和中国民族经济失去联系的、台湾独自的“国民经济”，达成了对美依附及独裁政治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从一九五０年至今，国民党推动极端化的反共宣传，把大陆中国和大陆中国同胞彻底妖魔化。在另一方面，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即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文艺和其他学术思想，也藉着美援体系和留学机制全面统治台湾。　　　　
　　　　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大陆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建国的民主运动向台湾浸漫。台湾学生、市民、作家热情参与了这个全国性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元月抗议美军在华暴行运动、二二八事变、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开始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议论、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和杨逵的《和平宣言》事件，都必须摆在同时期全中国的民主运动背景下，才能有科学性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这在台湾的中国民主运动，于一九五０——五四年国民党发动的惨绝的“白色恐怖”中被连根铲除。在美国全面支配下，五０年代以《自由中国》运动为起点的、由撤退台湾的大陆右派民主人士，和台湾资产阶级联手发动的反蒋民主斗争，先天就带有“反共、反蒋、亲美”的局限性。这个右倾的台湾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到了八０年代之所以和同样反蒋、反共（连带反中国）、亲美的台湾民族分裂主义合流，毋宁是自然的归趋。　　　　
　　　　在政治上还不能公开叫喊“台湾独立”的八０年代初，“台独”派挑选了台湾文学领域的论坛，有战略、有方针、有部署地铺开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论述。今日回顾，依然怵目惊心。但对于此一反民族倾向的批判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检讨起来，有这困难：“美丽岛事件”后，“台独”运动和以《夏潮》为中心的左派统一派，都同受国民党法西斯严重的虎视。在那条件下，左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无法开展对民族分离派的批判。面对自八０年代初铺天盖地的“文学台独”运动，首先觉得其台湾史的、文艺批评的，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粗疏，要一一批驳，费时、费力而无意义，终而产生轻敌，不加理睬的态度。此外，到外国学文学理论回来的学者，又一般地对台湾史、台湾新文学没有充足把握，对“文学台独”问题没有兴趣，而纵之任之。久而久之，这些学术和知识水平粗劣的“文学台独”论终于取得了支配地位。二０００年后在“台独”派攫取了政权和高教领导权后，“文学台独”论势将藉着其独占台湾文学系、所的广设，变本加厉，成为“台独”派在台湾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推手，为害严重，形成我们民族史上坚持民族解放和团结统一的力量，与反动、反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逆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场严峻的斗争。　　　　
　　　　现在，大陆学者赵遐秋先生和曾庆瑞先生，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和整理了从一九七０年代末，历经整个八０年代以迄于今日的“文学台独”诸论，厘清其源流、分析其派别，掌握其头面人物，分别就文学分离主义和民族分离运动的关系、“文学台独”论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根源，提出了分析和说明。两位先生并就针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本土论”和“主体论”，就歪曲和冲淡中国新文学对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影响，就美化台湾皇民文学逆流，以及将在台湾的闽南语当做独立的民族语处理台湾新文学的语言问题，和全面为文学分离主义炮制“台独”观点的台湾新文学史等问题，提出了深入、尖锐的剖析与批判。历史已经说明，反对“文学台独”的斗争，是我们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解放与团结和国家独立与统一的伟大斗争中未竟之业。从这个高度来看待，这本《“文学台独”面面观》就极有助于廓清“文学台独”的脉络和真象，有助于认识今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中反“文学台独”斗争的具体形势，也有助于统一认识和思想，以便在复杂情况下面对“文学台独”谬论时，有充分的思想和知识准备。因此，本书的出版，是及时的，有现实意义的贡献。　　　　
　　　　不论是二０年代台湾新文学的发韧，三０年代关于大众文学的大众语的建设，或四０年代后期关于建设战后台湾新文学及推动左翼文论的事业中，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总是亲爱精诚，热情洋溢地为推动和发展台湾新文学而团结奋斗。继承这个宝贵的民族文学史的传统，两位先生的《“文学台独”面面观》的出版，更彰显了它在我民族文学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是敬以为序。


序金坚范序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共同的家园。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集团部分军政人员1949年退据台湾，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分离。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祖国统一之路，金瓯有缺不是民族的光荣。但有不争的事实是，在1949年的近40年间，台湾当局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却仍然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历史的车轮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况开始变了。列宁缔造的苏联分崩离析，东欧一些国家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易帜，西方反华声浪甚嚣尘上，妄图一口把巍巍中华给吞掉。李登辉利用乱世，蓄意背弃一个中国原则，频频大放厥词，处心积虑地制造分裂。民进党更是推波助澜，“台独”思潮大行其道，日益嚣张。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思潮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存在决定的，传达着一定时代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精神意向和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艺作为社会思潮中最敏感的触角，同社会思潮中的政治思潮存在着深刻的联系。难怪，台湾文坛成为分裂主义政治思潮的重灾区之一。其间“统”、“独”之争日趋明朗和激烈。　　　　
　　　　近10年来，台湾当局和分裂主义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岛内甚至海外大搞“文化台独”，鼓吹“去中国化”的“台湾文化”，认为“台湾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是集合了台湾原住民文化、日本统治时期的“东亚文化”、中国固有文化以及欧美等地的西方文化于一体的“新的、现代文化”。换言之，中华文化只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化”不是中华文化。　　　　
　　　　这种挖空心思人为的反历史地炮制的“台湾文化”，比政治“台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图谋拦腰斩断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这一维系两岸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搞乱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是化人的，所以这是十分险恶的又是最为彻底的“台独”行为。一位台湾作家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他们的方针是脱离中国，具体办法是抓教育，从历史、地理、语文着手，脱离中国。将来台湾人的意识中没有中国了，中国成了外国了。人都变了，怎么办？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学界之间的联系，为统一大业尽一点绵薄之力，是中国作家协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了批驳“台独”在文学上的表现，同时为了声援台湾文学界的主张统一的朋友们，《文艺报》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从2000年11月到2001年2月间，先后发表了赵遐秋、曾庆瑞署名“童伊”撰写的《台独谬论可以休矣》、《台独文化把“语言”当稻草荒谬！》、《从台湾的人间派对“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批判看台独谬论的汉奸嘴脸》、《看外国势力与文坛台独势力狼狈为奸》等4篇长文。这些文章在大陆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些朋友见到我时纷纷予以赞许，认为《文艺报》上的文章内容翔实，读了《文艺报》才弄清“文学台独”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此外，一些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因要采访台湾文学界的朋友而同我们有些工作上的接触。交谈中我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对“文学台独”或是一片茫然或是知之甚少。这些使我萌生一个念头：应该有一本全面论述“文学台独”的书，让世人了解“文学台独”和两岸批判“文学台独”的真实情况，给历史和现实一个交待和回答。　　　　
　　　　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向赵遐秋、曾庆瑞教授谈起时，他俩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见，这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华同胞的共同愿望，可以说这本书的出台是历史与现实的召唤，所以大家才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高愿意，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有着5000年灿烂文化的中国人，肯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序前言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岛上的住民，不论汉族还是山地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台湾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地域性的一种表现形态。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分支，或地域性的一环。　　　　
　　　　台湾岛上的新文学，和大陆的新文学、香港的新文学、澳门的新文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大家庭，中国新文学的完整的地缘版图和文本实体。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台湾新文学，其直接的源头固然是当时的台湾现实生活，而催生的影响，则来自于大陆的五四文学革命。从那以后，历经光复之前的日据日期，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直到世纪末民进党上台，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始终都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之中进行，始终都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谁也无法割断它和整个中国新文学的血亲的联系。直到现在为止，台湾新文学与整个中国新文学，无论在文学的文化蕴含上，还是在文学的思想观念，创作方法，形象内容，语言形式，文学载体，以致文体形态上，或者它所体现的民族心理模式、情感方式上，还有读者阅读行为类型上，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动因、情景、方式、规律上，都是同一、统一而断难加以分割的。　　　　
　　　　然而，随着政治上的“台独”活动日益猖獗，恶性发展，台湾岛上的“台独”势力在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文学领域的创作和史论研究、教育、出版各个方面，大肆进行分裂活动，炮制“文学台独”，以图从文学版图、文化版图的分裂走向地理版图、政治版图的分裂，为其政治上的“台独”张目。　　　　
　　　　这一类的“文学台独”活动，虽然只是一股“台独”势力的鼓噪和倒行逆施，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却也不能掉以轻心，而要提高警惕，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予以清理和批判。　　　　
　　　　事实上，20多年来，在“文学台独”孳生和发展的过程里，台湾文学界的爱国力量、进步人士，坚决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统派”思想家和文学战士们，已经坚持不懈地对“文学台独”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斗争中，他们直截地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