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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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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头
1984年到1987年，叶石涛在《文学界》上分期刊发和结集出版他的《台湾文学史纲》时还承认：“在台湾新文学起步的这个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台湾的白话文运动便是在大陆五四运动的刺激下开展的。”他还承认，当时，“拼命地介绍大陆文学革命的内容和理论”的张我军，“把台湾新文学视作整个大陆文学的一环”，“由长远的历史来看”，“有它的道理”。然而，要不了几年，叶石涛要篡改历史了。1996年，叶石涛在他交由《文学台湾》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的《序》里表白说，那本《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他顾虑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言不由衷，无法把他认定的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阐释清楚。现在，随着“政治压力减轻”，他要“较轻松地表达”自己的台湾文学的“新观念”了。于是，在《入门》一书的正文里，叶石涛对他的“新观念”公然作了如下的表达——就“新文学而言，从1920年代到90年代的台湾文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
叶石涛对台湾新文学起步阶段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历史结论的篡改和颠覆，受到了他的文坛“台独”同伙的夸奖。1999年，在“叶石涛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芳明就提交了题为《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观之建构》的文章，吹捧叶石涛的这一文学史观“正日益显露他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义”。随后，集结讨论会的论文集《点亮台湾文学的火炬》时，《文学台湾》主编彭瑞金，则在文集的《代序》里吹捧叶石涛的文学史观“已然是台湾文学建构的一块不能或缺的础石。”
而陈芳明和彭瑞金，早在1987年7月28日，就对谈过文学史的撰写问题。陈芳明就说：“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主张。彭瑞金则公然认定，这种主张是“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的一种“自我扭曲丑态”。到了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就抛出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篡改内容了。陈芳明的谎言是，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的断裂”，“台湾社会的传统汉文思考……逐渐式微，而终至没落”；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新文学才开始孕育酿造”。他所强调的，仍然是“接受日本殖民者”的影响。
现在，在台湾新文学发端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拆穿叶石涛、陈芳明、彭瑞金的谎言了。
台湾新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这是谁也篡改不了的历史。这篡改不了的历史事实是：
第一、1915年开始的大陆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个以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继续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划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最终致使中国代表团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于是，风云际会，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的那一代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下，深受“科学”、“民主”两大口号的启示，也深受“文学革命”的激励，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掀开了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新的一页。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
1919年秋，在东京的一群中国青年，台湾方面的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联络内地方面的中华青年会的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为声援响应五四运动，取“同声相应”的意义，在东京成立了“声应会”，这是台湾留学生组成的第一个民族运动团体。同年末到1920年1月，林献堂、蔡惠如又先后组织了“启发会”和“新民会”。“新民会”仿照祖国大陆的《新青年》，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台湾青年》。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鼓励台湾青年“抖擞精神，奋然猛省”，“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还有卷头辞告白于天下，号召台湾青年奋起赶上新潮流，积极吸取、借鉴新思想，“自新自强”以达到中华民族解放、复兴的目的。这，正是新民会、《台湾青年》指导当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
此后的十年里，台湾发生的重大的政治活动，比如1921年10月17日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2月21日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以及新台湾联盟、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等，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与“新民会”有关系，“新民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台湾民众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了。
“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先后都在日本东京成立，而且“新民会”的总部也设在东京。这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者严密封闭台湾，控制台湾，而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东京，当时已经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信息交流中心，台湾青年在那里能够及时地吸取、借鉴外国以及祖国内地的新文化新思想，便于突破殖民统治和祖国进行沟通和交流。这绝不能说明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来自于日本。事实上，一旦时机成熟，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指挥中心就转移到台湾本土了。
果然，一年后，1921年10月，在“新民会”林献堂的大力支持下，以蒋渭水为首的“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了。开业医师蒋渭水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任总理，蔡惠如等人为理事。蒋渭水说，他们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的目的，是“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切磋道德之真髓。图教育之振兴、奖励体育、涵养艺术趣味”。“然而台湾人现在有病了，这病不愈，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会目前不得不先着手医治这病根。”蒋渭水还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惟一的原因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施行原因治疗的机关。”启迪理智，廓清蒙昧，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真正的民族民主思想启蒙。1921年11月25日，台湾文化协会出版了第1号《会报》，发行1200份，但立即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查禁。《会报》上，蒋渭水的别具一格的医生诊断书和处方的形式，具体而形象地表述了文化协会的启蒙主义思想。其中，在“遗传”一项，写的是“明显地具有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统”。在“素质”一项，写的是“为上述圣贤后裔、素质强健、天资聪颖。”这篇被人称颂的启迪理智、廓清蒙昧的台湾启蒙思想运动的宣言书，分明在宣布：台湾和祖国的血脉，谁也割不断的！
第二、随着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勃然兴起。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上的这场文学革命，大体上经历了先声、发难、较量、建设四个阶段。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3）
先声这个阶段，主要的课题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台湾青年》自1920年7月16日创刊，到1922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止，一共出版了18期。虽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集中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但也刊发了4篇关于文学的文章。除日人小野村林藏宗的《现代文艺的趋势》之外，其他3篇，即创刊号上的陈《文学与职务》，3卷3号上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4卷1号上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都借鉴了祖国的文学革命的经验，提出了问题。比如，陈端明说：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学，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
但因文章本身仍然用文言文写成，而且刊物在东京出版，影响还是有限。
1922年4月1日，为从青年扩大宣传到一般社会大众，《台湾青年》改名《台湾》，由林呈禄任“主干”，即总编辑。第二年的1月号上，黄呈聪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黄朝琴发表了《汉文字改革论》，这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1922年6月，他们返回祖国大陆作了一次文化、文学之旅。祖国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字改革》就是他们把自己在祖国大陆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字。他们不仅论述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重大意义，而且阐明了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黄呈聪就说：“这是很容易做的，因为台湾的同胞学过汉文的人很多，并且喜爱看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要把这种精神引导去阅读中国新出版的各种科学及思想的书籍，便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了。”
第三、台湾文学革命进入到发难阶段，先驱者们开始倡导新文学了。
《台湾》杂志适应潮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并全部采用了白话文。自此，《台湾民报》为台湾岛上的新文学革命作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一是为了台湾文学革命提供新的语文、文体形式，二是为台湾文学革命引进祖国大陆文学革命成功的经验，如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苏维霖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等文即是。另外就是作品介绍，如中国第一部白话剧本、胡适的《终身大事》，以及《李超传》等。三是，开辟了《文艺专栏》，为台湾文学革命、台湾白话文学开辟了园地。事实上，《台湾民报》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摇篮。
1924年，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的现状必须改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文学的大幕。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2卷7号。这是一篇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的战斗檄言。《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924年11月27日的《台湾民报》2卷27号。这时，张我军已由北京归来，任《台湾民报》编辑。在这篇文章里，他猛烈地批判和讨伐了台湾的旧文学。
张我军的讨伐震撼了台湾的旧文学旧文坛，击中了“击钵吟”的要害。于是，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势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猖狂地进行了反扑。于是，新旧文学家就在激烈的论争中，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
第四、和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相似，台湾新文学发难之后，也激起旧文学的反扑，激烈的较量不可避免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开始。
1924年冬，台湾旧诗领头人连雅堂主编的《台湾诗荃》发表了他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有一段酷似林琴南攻击新文学口吻的文字：“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这篇《跋》没有提“张我军”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针对张我军的。
于是，张我军愤笔疾书《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一文，发表在1924年12月11日的《台湾民报》2卷26号上，对连雅堂的攻击痛加驳斥。其一，声明反对旧文学不等于主张“汉文可废”。文章说：“请问我们这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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