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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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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拥有的，一方面是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严格的经营行为理论，这种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不能取得一致赞同，而且在寡头垄断条件下是绝对不可检验的；另一方面是松散地建立起来的可行竞争理论，这种理论几乎赢得了普遍承认，但却不够明确具体，以便可以证伪。我们放弃了对竞争均衡概念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捍卫：严格来讲，它没有在我们感兴趣的大多数行业应用，甚至在那些它神秘地给了我们许多相同结果的行业也不例外（见雅梅，1972年）。正如麦克莱兰（1975年，第125页）对此所作评论：“微观经济学（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的基础是信仰，在任何所分析的经济情形中，新古典模型的边际相等原理都可以达到人们可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那种信仰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都相当大程度上是未经检验的假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旧结论，因为经济行为可利用没有时间因素的均衡系统加以解释这种看法很久以来便受怀疑。象亚诺什·科尔内的《反均衡》（1973年）、布里安·洛斯巴的《选择：复杂性与无知》（1976年）以及新“奥地利经济学”著作都坚持，经济决策是在曲解不确定性和知识不完备情况下作出的；时间的流逝形成学习，因而从根本上说经济决策是不可逆的；这样，均衡经济学及其理性行为概念不可能用于解释长期经济行为。由此可见，精确的、预言性的经济科学是不可能有的：理论的目的不是预言会发生什么，而只是把各种可能的结果加以分类（夏克尔，1973年，第73—3页）。
不用说，我们不赞成这种激进的反波普的结论，我们再次主张要完成萨缪尔森的“定性微积分”规划。如果人类行为的预言真的不可能，如果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预言其他人行为的任何事情，那么，经济生活本身，更不用说有关经济生活的理论，就都不可想象了。不仅对预言经济事件无能为力的传统经济学要摈弃，而且各种其它类型的经济学也要消灭，而给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所有咨询则都成了骗人的把戏。
毋庸置疑，经济人以完备的知识和正确的预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性地行动的假定，只是在我们处于均衡时才给我们以这种感觉，同时使我们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状态变得更为复杂：在均衡状态，市场价格告诉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当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价格就会整个儿使我们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对待错误的预期和不完备的知识呢？每个人和每种经济状态都存在一组以完备的知识为基础的正确预期，而错误的预期却数不胜数。从简单起见，把各种错误预期和所有可能的无知状态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基本法则（哈奇森，1977年，第78—80页）。即便赫伯特·西蒙及其“有限理性”概念是对“不确性条件下最大化”概念的建设性替代，他也没有自命能够对商业组织的决策过程提出一般意见（见西蒙，1979年）。简而言之，抛弃确定性条件下最大化假定的号召，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任何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命题所实践，还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去占领这个假定的位置。
尽管如此，但传统厂商理论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在一个运用这种理论的条件很难满足的世界里，检验它的预言。情况也许是这样，传统厂商理论有一定的预言能力，但农业和股票市场例外，在这两个领域，我们或许应以清醒的头脑去考虑非均衡厂商理论，虽然如此，但还是说明传统厂商理论能对经济后果作出确定的预言。
我们不可能不断地运用均衡概念而同时否认在现实世界中曾经观察到过它们的后果。正如哈奇森早就说过的（1965年，第105—6页）：“要评价处于均衡状态的特定职业，必须承认一个可用经验检验的真理，这就是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存在着趋向这种状态的趋势，或者说重新调整一般要比新的干扰的发生进行得更快”。
①“情境决定论”一词是由波普的《开放社会》演变而来的，在《开放社会》中，这种经济理论的方法描述为“情境分析，情境逻辑”。
①洛斯巴（1976年，第7、11章）根据库恩而不是兰开斯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得出了与拉特斯相同的结论，但在评价传统厂商理论无视企业决策的中间过程时，他要比拉特斯甚至更严厉（另见莱宾斯坦，1979年，第481—4页）。在回答拉特斯时，马克卢普（1978年，第525页）力图抓住承认行为主义与边际主义之间的不可分性做文章，声称“试图解释和预言具体厂商的行动的理论的研究框架，从来未能与边际主义理论的简明性和一般性匹敌，后者是建立在假设的利润最大化概念基础上的，不可能有解释现实世界中厂商的实际行为的雄心。”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八章 一般均衡理论
一、检验一般均衡理论
1874年，瓦尔拉斯第一个提出，在各种经济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数量均衡。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可能性命题、甚至一般均衡（GE）的可能性，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里，瓦尔拉斯本人作出的那种粗糙证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的信任。就瓦尔拉斯的GE而言，它只是经济事件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而严格的GE存在性证明，则力图对各种局部均衡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一种独立的检验。然而，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在劳动市场中甚或显现出顽固的反均衡。那我们能因此而推断，一种经济在所有市场上展示均衡的明显失败，也可以证明象消费者行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这样的微观经济理论错误吗？不能。因为，规模经济在一些产业中的普遍发生，更不用说外生效应现象的广泛存在，无不明显表明，GE理论的某些基本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因此，GE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误。
可是，应该可以证明，GE理论简直无法为检验其核心内含而加以公式化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内含是在经济的所有市场中至少存在一种均衡价格。例如，业已证明，在没有引进普遍的不确定性假设的情况下，是很难把货币并入GE谱系里的。但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对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都是建立在未来结果有关知识的确定性之基础上的。换言之，从总体上检验GE理论的任何企图，都包括比传统的种种局部均衡微观经济命题更多的东西。
然而，检验GE理论的讨论似乎都发现了一个错误的暗示。即使我们观察到充分就业的条件，我们也很难仅仅通过直接观察证明在所有市场上存在GE。在某种意义上，GE理论没有作出任何预言：它力图确立GE的逻辑可能性，却没有表明怎样才能实现GE，它甚至没有提出由于自发力量的作用会在实际上达到GE。当然，瓦尔拉斯自己相信，他已经证明，现实世界的竞争市场会如何通过调整或“摸索”的过程实现均衡。但是，在瓦尔拉斯的调整概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见布劳格，1978年，第611—12页），而且至今为止远不可能表明，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是独立于所采取的趋向均衡的途径，或者说是独立于对所有可能途径的选择的。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如果不选择一条一旦采取便必定会趋向均衡的途径，是很难实现的。在阿罗—德布鲁式的GE理论上的全部现代工作，已经精炼为“存在性定理”——这些定理表明了一个GE系统有唯一解的条件——和均衡一旦实现之后均衡的稳定性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几乎与瓦尔拉斯运用GE理论从现实世界中发现趋向均衡的力量走得一样远。
二、一种理论还是一个框架？
阿罗—德布鲁对GE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验内容，它很难成为名符其实的理论，而它的最卓越的捍卫者实际上已经很谨慎地把它称之为一种框架或范式（见哈恩，1973年ａ，第3页）。正在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框架，而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投入稀缺的智力资源对它不断进行精雕细刻。如果我们确实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学到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在实际经济系统发挥功能的过程方面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呢？对这个框架的传统捍卫，是精确叙述一般均衡理论能设法搞清现实世界实际达到均衡过程的充要条件。但在最近，人们用消极的语言来整个儿捍卫一般均衡框架：现在我们被告知，它便于对通常坚持却无效的论点作出决定性的反驳（阿罗和哈恩，1971年，第vi——vii页）。
迄今为止，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学家中，存在着一支漫长而相当壮观的队伍，他们力图表明，受自我利益驱动并受价格信号指导的分权经济应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相适应，从非常确定的意义上说，这种配置可以认为比大量其它可能的配置要优越。而且，价格信号应以巩固这种合理程度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理解不受这种传统支配的人对这种主张必然如何惊讶很重要……这不足以断言虽然可以虚构一个这种主张在“看不见的手”正常作用下成为现实的世界，但这些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却是要碰壁的。它必须表明，在它的任何描述中都当作基础的这个世界的特性，是如何也可能证实这些主张的。在力图回答“可能是正确的吗？”时，我们学到了许多有关为什么不可能是正确的东西。
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使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传统精确化这种断言，正好使我们能够说明，为什么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实际上可能从未现实化，充其量不过是半个真理。
无疑，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说中都有看不见的手这个定理的因素。然而，可行或自由竞争的斯密—马歇尔分析基本上袭自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传统。如果事实上“一般均衡在均衡方面很强而在如何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弱”（哈恩，1973年ｂ，第327页），则与此相反，斯密—马歇尔分析在均衡方面很弱而在如何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强：较之于对竞争均衡最终结果的分析，它更注重竞争过程的研究（洛斯巴，1976年，第47页）。除了历史源泉而外，一般均衡“理论”和看不见的手定理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看不见的手定理不是完全竞争性质的描述性主张便是完全竞争性质的评价性主张（参见第五章），而一般均衡框架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主张描述现实世界，更不用说评价它了。
正如弗兰克·哈恩坦率承认的（1973年ａ，第7页），一般均衡的建立：
……总的说来并没有形成正式或明确的主张：例如它没有包括均衡状态最终会形成的实际经济状态后果的假定。可是，它受非常弱的因果命题的驱动。这就是，如果经济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则就不会出现经济状态似乎有理的后果。……可以看到，在它不包含任何具体过程的描述情况下，这不会是强命题。由于这种主张非常弱，它或许是错误的，这也是很清楚的。
作为一种纯粹的逻辑练习，我们能够考察一般均衡框架的内在一致性，但是，我们如何阐明只要经济状态的后果似是有理就会在均衡状态出现这个“非常弱的因果命题”的错误性？“似是有理”一词当然是说它是现实世界条件的一种参考，而一般均衡框架看来还缺乏从理想世界过渡到事实世界的桥梁。
三、实践意义
然而，哈恩（1973年ａ，第14—15页；1973年ｂ，第324页）使我们确信，一般均衡框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因为它能用于反驳一切有关可耗歇资源、浮动汇率和外援的未经审慎考虑的政策观点。但是，在断言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具有实践意义之后，哈恩（1973年ａ，第41页）承认，“当然，这个范式是雄心勃勃的概述，对许多非常重要的目的而言，朴素得多的马歇尔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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