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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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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很困难，他就力图把教育水准当作区分新工人的能力、成就动机和可能的家庭根源的审查工具，也就是用教育水准来衡量个人品质而不是认识技能；认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职培训所需要的，因此，雇主实质上是根据雇员的培训潜力来选择工作申请者的。这也许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但它无疑囊括了这个故事的大量内容。果真如此，在收益和上学时间长度之间所观察到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在人力资本理论家的著作中占有突出地位），或许可以表明上学和以培训潜力为特征的品性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为雇主提供了一种选择工具，这促使我们现在考虑正式上学是否是我们可以为了选择雇员而设计的最有效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理论，它现在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许多作者所发展（见布劳格，1976年，第846页）。
这个课题遇到了障碍，它很容易解释雇员开始时的收益，但要解释长期雇员的收益却很困难。雇员收益并不是只与上学时间长度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工作经验的年数紧密相联。雇主有充分的机会要求长期工作的雇员不能靠文凭吃饭，而要拿出独立的工作实绩证据。另外，有证据表明，在工作经验的前10—15年中，收益与上学时间长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是增强的，这一事实很难用审查假说的这种弱解释来解释（见布劳格，1976年，第846页）。
不过，背景主义的强解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考虑到了工作实绩在企业内部基本上是以部门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每个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部门都是在它们所拥有的“内部劳动市场”基础上运营的，它们的基本职能是根据无法预测的需求变动保证产出，同时使整个企业劳动力流动的费用最小化。结果，具有足够人力缓冲能力的部门，保证每个新招用的人员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间按相当确定的顺序晋升。这样，背景主义弱解释中以能决定开始时薪水的文凭为基础的让人有几分满意的区分，现在扩大到了整个生命时期的收益。这一论点并且由于引入了各种“制度”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垄断性雇主倾向于与工人分担专门培训的费用、厂商对周期性收缩反应滞后、在促使用受过较多教育的工人替代受过较少教育的工人过程中集体谈判的效应、以及卖方的背景主义现象（专业协会由此可在国家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施加压力，要求提高教育要求）。
背景主义理论、尤其是它的强解释，看来对教育政策具有激进的意义。例如，它表明，教育扩大对收益差别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只会提高雇用标准：大学生的绝对收入将会降低，高中生也一样，因此，教育引起的收益差别将保持大致不变。不过，这种论点与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水火相见的。这里的问题是，提高雇用标准是否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这意味着大学生完全替代高中生、高中生完全替代小学生，因此，教育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专断的分类机制。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的背景主义解释中，我们仍然忘记了对学校教育需求的解释，如同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那样：雇主根据教育背景审查，向部分雇员发生了最大化被选中概率的“信号”，也就是取得教育文凭，这种信号刺激实际上是由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传递的。
如果大学生不能完全替代高中生，并以次下推，则就会存在教育投资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报酬，并且并不正好等于私人报酬。在那种情形下，背景主义理论变成了对人力资本理论所作错误测定的攻击：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是具体职位选择机制的一种报酬率，而不是在提高劳动力素质过程中所投入资源的报酬率。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背景主义者成功地根据这种思想对社会报酬率作出定量计量。
审查假说的抱负显然要比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小得多：它对卫生保健和地区迁居未置一词。此外，审查假说集中注意的是劳动市场的需求一方，而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则突出供给一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说来，两个研究框架也许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事实上，韦尔奇（1975年，第65页）已经发现：“为了更高的未来收益前景而放弃当前收入这个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只是假定学校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在这种限度内，它与学校主要是鉴定先天技能的审查观点、与市场技能是在学校产生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的确是学校是否产生或是否仅仅鉴定这些对雇主有用的品性，则能够对它们作出区分的经验证据也许是有关学校教室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证据。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劳动市场数据，都在全力应付他们的反对者。但是，没有什么市场检验能够区分人力资本解释和审查解释，因为，问题不在于学校教育是否解释了收益，而在于为什么用它来解释。
要找出仅仅预言一种结果与用令人信服的因果机制解释它之间的差异的更好范例，大概是困难的。就某些目的而言，这种差异不算回事，但对另一些目的来说，这种差异却至关重要。而且，广泛传播的信念是，带着没有超越经济学的规定范围的顾虑去考察象厂商和教育系统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内部运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这种信念很可能有力地排斥发展对象这里所考虑的教育和收益之间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在关联的解释。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就是，背景主义的鼓吹者在没让他们的理论作出决定性预言（这可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一种谬误）的情况下，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指出“教育膨胀”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一种可检验的理论关键是确定如果这种理论正确，世界就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背景主义排除了哪些世界情况，有时候是很难的，尤其是至今为止背景主义者故意回避对“教育生产函数”的任何调研。但这并不是说有关争论只不过是小题大作。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劳动市场是否向整个儿因社会信号而变化的个人发出不受干扰的信号。争论围绕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报酬率而不是私人报酬率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争论是围绕规范价值而展开的：我们要根据教育背景为工作界选择个人吗？当然，如果不要，编制对工人进行选择以便把他们分配到特定职位的工具，对人类来说也不是难事。但是，这项工作极其频繁，存在一个规范化问题，首先是应该确定一个基本的实证问题：教育系统给人分配工作的效率如何？在卷入伊凡·伊里奇的《反学校教育社会》（1971年）以前，我们应该努力搞清那个问题。
五、最终评价
我们所作讨论的目的是搞清：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框架过去十年的发展作了次扫描，我们是否与答案接近了些呢？
科学研究框架的评价从来不是绝对的：研究框架只有联系力图与他们竞争而解释类似现象的其它研究框架才能作出评判。可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没有研究范围大致相等的竞争对手。标准的、没有时间局限的消费者行为和利润最大化厂商理论，对学校招生和在职培训这类现象提供了某些解释，但它们无力说明雇主和雇员之间培训费用的分担。经典的社会学显然对教育和收益的关系提供了其它解释；而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市场的理论则无疑地闯入了人力资本理论家紧紧盯住的区域。在这里，困难之一是在阐述假说、尤其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范围之外的新的可证伪假说时，缺乏精确性。审查假说存在类似的困难，因为它的鼓吹者大多满足于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发现的事实作不同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大多已开始抨击收益差异问题，因而实际上无法在同一领域与人力资本理论竞争。
这样，我们被指责在很大程度上用它自己的概念评价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这严格说来是不行的——若用它自己的概念来评价，即使最平庸的研究框架也不会太差。当然，认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现在存在一些“危机”是有根据的：它对私人的教育需求的解释，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确证；它对教育的供给提出了建议，但它还没有开始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教育资金模型和大中学校的产权问题；它对后学校培训的考虑中，对没有费用的边干边学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函数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内部劳动市场”的组织规则；它对报酬率的反复计算发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很不相同，但它假定各种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均等，还是很轻松地解释了收入的分配。更坏的则是，它一直采用特定的辅助性假定解释每个非常的结果，有时候毫无根据地利用新数据集合拼凑出相同的计算结果，而且做得顶峰造极，而这正是科学研究框架退步的典型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应该给予的肯定作出肯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已经逐步摆脱了它的某些早期的朴素表述，并且抓住了一些传统上忽视的经济学问题，如个人收入的规模分布问题。此外，它从来整个儿忘记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即阐明现实世界中一系列显然没有关联的现象，是有限的个人决策模型的结果，具有放弃当前收益换取未来收益前景的共同特性。在这过程中，它发现了新颖的东西，如教育和年龄特定收益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开辟了经济学研究中全新的领域。这种倾向将来能否保持当然只是个人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信徒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审查假说，而且，至今为止检验背景主义假说过程中最富有成效的经验工作，与人力资本理论是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
没有什么比预言科学发展的未来进程更容易了——但也没有什么更可能出错了。然而，我们还是要偏向虎山行。从其各种可能性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决不会覆灭，但它会逐渐衰落，为新的理论所吞并，这就是教师和学生、雇主和雇员、实质上也就是所有买主和卖主当他们的个人品性对完成交易十分重要、但有关这些品性的信息又处于不确定情形下时，他们相互选择的理论。在这当中，审查假说将是“经济思想中人力投资革命”的明显转折点，一个使对个人生活周期顺序选择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的转折点。
①类似地，人们还有兴趣质问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管提供正式教育的内在动机是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膨胀的有关增长核算的文献的主题，就是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最近对总生产函数概念发生的怀疑，已经使人们完全不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见R。R。纳尔逊，1973年；E。E。丹尼森，1974年）。经过内省，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怀疑丹尼森式的增长核算是否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贡献。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四章 新家庭经济学
一、家庭生产函数
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芝加哥理论，有时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它为我们提供了对方法论原理的最新的具体阐述。从加里·贝克尔1965年的有关时间分配理论的文章，以及此前雅可勃·明塞和贝克尔在生育率、人力资本构成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新家庭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种范围广大的研究框架，对家庭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作了一致的解释：最初的婚姻决策，生育孩子的决策，丈夫和妻子之间家庭爱好的区分，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最后甚至包括通过离婚而解散家庭的决策。
根据传统的观点，家庭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它最大化从市场里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规定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经济学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最大化生产函数，其投入为不同家庭成员的市场物品和时间、技能以及知识。结果，这不仅扩大了通常属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问题范围的微观经济学标准工具，而且改变了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解释。①就象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见第六章）一样，消费者被认为是最大化从属于物品的效用的，这种效用主要取决于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因此，他们不会最大化比如说他们所作旅行的数量，而会根据旅行的各种特性（速度、舒适、费用等）把它们变换为不同的旅行模式，使之变成生产家庭合意的商品——“旅行”的投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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