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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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唐的夸大其词吗？或许有些，但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有许许多多。彼得·肯内（1975年，第xvi页）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我们的定量工作中，我发现了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我们没有足够细心地对假说的检验和结构关系式的估算作出区分。在经济学中，这种模棱两可是蔓延的……我们应当在经验的解释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鉴别具有不同经济含义的假说。我们喜欢的理论，同根据有效证据经过自我反省而得出的某些其它理论相比，不一定一样好、或更好些。
　　　　那些明确地反对正统学说的人，常常有相同的毛病。所谓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更准确地说应是职能收入分配理论之争，已经热闹了二十年，在此期间，除了“规范化的事实”如资本—产出比率的不变性和劳动相对份额的不变性而外，没有提及任何东西，而如果严格考察，这些“规范化的事实”则全非事实。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之争的根本问题，在论战的最高权威之一琼·罗宾逊（1973年，第XII页）看来，并不是著名的度量资本问题，也即是储蓄通过价格变动决定投资还是投资通过工资—利润比率变动决定储蓄问题。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对自发投资赋予了关键作用，当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它显然完全能形成良好的感觉。另一方面，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充分就业，就会发现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种情形下，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是恰当的。因此，投资和储蓄各自的首要地位问题，也就是决定世界是用充分就业的均衡来描述好，还是用就业不足的均衡来描述的好。
　　　　然而，由于整个论战围绕着稳定状态增长理论的来胧去脉，由于双方都同意稳定状态的增长在现实世界中甚至从未趋近过，所以，正如他们最近所论述的，两个剑桥之争不可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解决。但这并没有阻止双方都极度疯狂地就这个问题展开斗争。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把这场论战描述为“范式”之争，但事实上两种范式是相互交叉的，实际上是整个儿重迭的。除了修辞上的浮夸，两个剑桥创立理论的风格没有什么差异。①
　　　　甚至在美国日益壮大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在“讲个新故事”方面花费了他们最大的力气：假如社会科学可以根据偏好还原为选定的“硬核”，则相同的旧事实可以用力量较量的范式而不是用效用最大化的范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见沃兰德，1972年；阿普尔鲍姆，1977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在经济学王国、种族与性别歧视、教育的金钱报酬、以及社会流变模型方面的一点经验工作，缺乏能够对主流的和激进的预言作出区分的、表达非常明确而清晰的假说（布朗芬布雷纳，1970年；林德贝克，1971年）。但是，激进经济学家至少的确有了在他们的方法论基础上明确地宣言他们的偏好的借口，他们把社会与政治关联的经验有效性视为“优秀”理论的酸性试验。①实际上，如果说可以认为激进经济学家们有一种共同的方法论的话，那它看来就是唯意志论或“想当然”的方法论。
　　　　类似地，晚近的奥国学派主张根据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先在推理进行他们的经济考察，从而否认经验检验是一种确定他们的结论之有效性的方法。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力图用确定的模型来使经济行为模式化，并满足于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即使这意味着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微小也在所不惜。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则深深地沉湎于实在论哲学，因而不愿意使用经验检验的防护手套：他们当然希望正确地作出预言，但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座容量广大的免疫战略库，以保护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已无法实现的预言。总之，激进学派、现代奥国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轻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都有了非常漂亮的借口。
三、又一个证伪主义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强调使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按照他们断言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分析的精美、理论工具的经济，以及甚至是由比较夸大的简化而取得的最广阔的可能范围，常常无视其预测能力和对解决政策问题的意义而频频受到褒奖。现代经济学现行的科学哲学事实上或许是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的。
　　　　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沙克尔或现代奥国学派的学者，他们争论说，在象经济学这样的课题中，预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经济学家终究是少数。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现在的问题是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
四、应用经济计量学
　　　　对于经济学家们未能实践他们鼓吹的方法论的原因，是不难想出一大堆理由的：当相互竞争的“进步的”研究框架出现时，有时候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顽固地死死抱住“退化的”研究框架不放，而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倾向则尤其强烈，因为经济制度与自然状态不同，必须进行评价，但很难得到公正而毫无偏见的研究。而且，经济学家一直与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SRP），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PAP）。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概是一个这种例子，而晚近的货币主义则也许是正好相反的例子。）只有当一种理论既是“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时，才谈得上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中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明显的例子）。①
　　　　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这种事实，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史的主要原因，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它对经济学说史的适应程度要比它对物理学史的适应程度差得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努力区分经济学中的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明确实证命题应用于经验题目的条件，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
　　　　遗憾的是，对于明确地区分实证经济学中的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资料，也没有有力的技术，而“不发表著述便无立身之处”的职业压力，则一直促使人①（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感谢R。G。利普西。）们在经济计量工作方面“玩儿游戏”，这种游戏对于改进数据基础或经常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的标准技术，毫无裨益。在应用经济计量学家作为实际程序而遵循的理论经济计量学中，弱点要少些。很久以来，这些弱点便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不愿意遵循他们坦率承认了的证伪主义规则。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不同的经济计量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当得到有用的数据时，却又常常没有决定哪个结论正确的有效方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说有时连续存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之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儿抛弃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好理由。但是，这是一种没有吸引力的抉择，因为它几乎使经济学失去了从大量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好地解释经济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明存在选择最好的经济假说的其它方法（如经济史学家运用的比较宽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义者喜欢的人种志方法），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也仍然会促使我们回到使用经济计量学，因为这能单独提供一种定量和定性微积分。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同时完善理论经济计量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并且，只要进行平凡的实践，应用经济计量学实际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进。
　　　　托马斯·梅耶（1980年）提出了大量将会大大强化经济学是“硬科学”这种主张的具体建议。首先，他重复了里昂惕夫的告诫，敦促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有关收集数据的工作。
　　　　其次，他对把经济计量结果视为来自“决定性的经验”的证据（而“决定性的经验”从来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这种倾向表示遗憾，认为大多数应用经济计量学应该努力运用不同的数据集合反复论证现有的结果；随着我们日益依靠许多证据份量而不是单个决定性经验，定期调查应该从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把证据汇总起来。第三，他认为，如果有关杂志能够鼓励以所报告结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术的技术哲学为基础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提出评价经济计量工作的标准。第四，他建议我们通过要求作者提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回归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们的假说的特定回归，来提防数据造成的危险。第五，他提议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回归时不应用完他们的所有数据，而应留一些作为检验回归的后备样本；这就回到了早先我们对估算一个结构关系式与检验一种经济假说的区分。第六，他极力主张杂志刊登报告无关紧要的结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们未发表的数据，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由其它人轻易地确证。最后，他补充说，“给定经济计量技术的所有弱点，我们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总是穿着方程这种外套、并不总是在计算机内产生这样的观念。检验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经济史，不应当作毫无用处的老古董”（梅耶，1980年，第18页）。
五、最佳前程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我还暗示过去内容丰富的所有经济学说，只有正统的、没有时间性的均衡理论——简单地说也就是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已经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据它的预言来评价。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但是怎样的有限。我们不能精确预测超过一年的未来经济的GNP的增长，我们甚至不能预测两三年以上的某个部门经济NNP的增长。①
　　　　这是对单纯的过去趋势机械外推所取得结果的一种完善，但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现代正统经济学的自鸣得意。与此类似，由于问题的广泛多样性——消费物品的需求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与供给函数和整个经济的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在抽样期一个回归方程的完全吻合，肯定无法指明后一个抽样期相继会发生什么（夏帕克，1962年；斯特雷斯勒，1970年；梅耶，1975年，1980年；阿姆斯特朗，1978年，第13章）。显然，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论还大有存在余地。
　　　　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经济学研究框架，它们用过去完成的公认的经济学说来表达这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激进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立足之地《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制度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有《经济问题杂志》，是由革命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新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力图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抨击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相反，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决定把他们的研究框架的焦点对准赫伯特·西蒙的“边界理性”概念，这意味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济理论的基本动力假设上，而且他大概创办了一份新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给他们发表对当代经济理论不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阵地。换句话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同一组问题，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然后只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无论如何主要根据经验证据进行选择就行了。可惜的是，许多相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它们进行选择就必然遇到棘手的成果评价问题。所以，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
　　　　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我们已经看到，从它们给经济学家指点实践的速律角度看，这些标准是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