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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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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和缓派止步，卡斯特罗·布兰科将军被他的军事同仁任命为总统。国会中的左派和其他对手被清洗一空，参议院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政党被允许在1965年参加州级选举，但政府支持者较差的表现使得当局决定解散所有现有的政党，替换成本方的政党ARENA和一个傀儡反对方PMDB。军方接管政治，经济被一群可靠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掌控，他们制定了价格稳定计划来抑制通货膨胀。足球对于政府来说只是一个税款的来源。1965年成立的新国税局就向迪迪、马里奥·扎加洛和尼尔顿·桑托斯等明星征收了未缴的税款。加林查的经济状况比较混乱，而他的税收账单又如此之长，以至于巴西足协主席若昂·阿维兰热害怕加林查会因为交不起税款而被囚禁以致无法参加1966年世界杯，只得帮助加林查缴齐了税款。
卡斯特罗从来没有显露过自己对足球的兴趣，在军政府早期，巴西足协就因为害怕被认为与敌人亲善而取消了一场将在马拉卡纳球场举行的与前苏联的友谊赛。然而当新的政党执政之后，他们认识到足球并不能被忽略，毕竟这项运动也有它的用途。所以第二年，巴西就重新邀请前苏联在马拉卡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尽管双方2比2战平，但是桑巴军团迎击了前苏联的来访者并占了上风，当然这也没有对军政府的反共主张有任何伤害。而当时正在访问巴西的鲍比·肯尼迪也观看了这一场比赛。1966年，巴西国家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即遭淘汰，国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探寻桑巴军团崩溃的原因。1969年，卡斯特罗的继任者，总统科斯塔·席尔瓦将军中风去世的时候，最高层就仔细考量过是否应该在巴西队参加1970年世界杯资格赛最后一场比赛之前公布总统去世这一消息，他们害怕这一不幸的消息会影响到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球队的发挥。
从1968年直到70年代中期，鸽派和鹰派之间的平衡渐渐转向后者。各种抗议活动开始爆发，其中包括工人的“野猫罢工”，学生在里约热内卢的示威，来自影视创作者与音乐家们作品的批评，以及左派游击队的武装抵抗，这些反对的声音结合起来，挑起了军方中大规模的反弹。
对媒体、广播和电视的审查愈演愈烈，官方和民间以及各种政府的镇压机器和爪牙都憋足了力气，逮捕、骚扰和折磨数以千计的反对者。国会被关闭，政府的合法性只剩下两大支柱：强力推动下的经济增长和宏伟的民族主义，而后者越来越依赖于足球的成功和其传达的政府形象。
1969年后期，埃米利奥·梅迪西将军成了军政府第三任总统。由于个人兴趣和政府宣传部门的积极响应，梅迪西很快表露出对巴西足球的支持。在任职期间，他经常公开出现在弗拉门戈的比赛现场并通过赛场广播进行演讲。对于1970年参加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成员组成和球队管理方面，梅迪西也表露出了积极的兴趣。在巴西队胜利之后，他在总统府会见了巴西队，并向全国做出演讲：
“看到广大人民在这样一种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运动中得到了快乐，我感到了深深的欣喜，我认为这样一场胜利不仅仅是优秀的体育竞技者之间兄弟般深厚情谊的胜利，也是我们对于国家发展不断增强的信念的胜利。这场胜利代表了我们国家队无论在技巧、身体还是智谋上，都体现出了智慧和勇敢、持久坚韧和冷静。总之，我们的队员赢了，因为他们明白如何才能为集体而奋斗。”（1）
梅迪西任期内，军政府以足球为其统一的道德上的正面模范，这也是军政府试图让民众认可的形象。但是现实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他们对足球的利用往往成为一种单纯拉拢人心的手段。1973年最低工资标准即将被公布之际，因为最低工资的升幅并没有跑赢通胀，所以里约热内卢的劳动局就提前准备了15000张弗拉门戈对弗卢米嫩塞的免费球票发给民众。
梅迪西的继任者，欧内斯托·盖泽尔将军，被认为是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内敛的人，在自己的6年任期内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国内新闻发布会。但是因为足球对于军政府有着如此重要的宣传意义，盖泽尔将军就职总统的告示上是如此宣称的：“来自本图贡萨尔维斯的加乌乔人，64岁，是阿雷格里港国际队和里约博塔福戈队的忠实球迷，两位将军的兄弟，已婚，育有一女，欧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将成为共和国第23任总统。”（2）盖泽尔在就任总统之前是否去看过足球比赛并不确定，但是他在就任之后就成了球场的常客。无论是新球场开幕，还是国外球队来访，他都会到场观战。1978年世界杯前夕，在观看一场比赛时，盖泽尔就向曾经批评过军政府过多参与足球运动和球队管理的前锋雷纳尔多训诫道：“你是踢足球的，不要讨论政治，处理政治的事情让我们来。”
若奥·菲格雷多是巴西军政府最后一位最高统帅，在1979年至1985年之间担任巴西总统。据称相比足球他更喜欢慢跑，相比起人他更喜欢马。但他被广泛吹捧为弗卢米嫩塞和格雷米奥的支持者。确实，不同于任何一位前任总统，他在任期内被拍到穿着蓝色、黑色和白色条纹的格雷米奥队足球衫。而他年轻时就是在里约奥格兰德太阳州的格雷米奥经历了军事训练。担任总统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应对快速下降的巴西经济，尽快平复恶性通货膨胀；另一个是巴西军政府开放的序章，即稳步推进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向文官统治的过渡，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巴西才能得到整体繁荣发展。这样，巴西军政府以足球作为一个宏伟的典范，来表达自己经济发展的宏伟模型和试图达到受管制的民族团结终于走向了终结。当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若昂·阿维兰热试图说服菲格雷多总统让巴西举办1986年世界杯时，菲格雷多总统回答说：“阿维兰热，你知道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么？你知道干旱的巴西东北部么……你真以为我会把钱花在修建足球场馆上么？”（3）这不仅是一个资金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足球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的被动工具。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足球比赛经历了广泛政治化的过程，并成为积极抵抗独裁的一个据点。足球运动员挑战教练和董事的权力，体育场举办了工会集会，妇女长期被排除在非常男性化的巴西足球和社会生活之外，所以都在努力夺回自己的权利。
巴西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灾难性状态确保了军队会忠于自己的承诺，在一段时间的统治之后最终交出大权。被长期阉割的国会，终于找到足够的勇气选出了20多年来巴西第一位平民总统——坦克雷多·内维斯。内维斯以前是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是最终幸存下来的中间派和善于寻找同盟的务实主义者。他是米内罗竞技的支持者，但同时又明确表示，他也喜欢贝洛奥里藏特的其他球队。但是就在内维斯就职典礼的前几天，突然而至的重病让他痛苦地死去了，向民主过渡的国家重担只得交给了副总统若泽·萨尔内——一个来自巴西东北部的老派政治家。萨尔内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和分发资金的人。管理一个复杂的经济重启是另一个领域的事情。在他的第一年任期中，萨尔内和他的技术专家就遭遇了不可驯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1986年春天，萨尔内坚持认为，桑巴军团必须改善才能赢得世界杯。但巴西足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参加1986年世界杯的巴西队永远不会赢得冠军，这一点是任何政治家也无法决定的。
Ⅱ
其实在巴西军政府长期掌握大权之前，对于独裁统治者来说，巴西足球已经有了改变和分散的迹象，独裁统治的存在只不过放大了这些迹象。那个时期，球员个人以及豪门俱乐部的新老更替和架构都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电视的普及改造了这项运动；青年群体开始挑战初代球迷群体“加油”的权威，并且比赛中的暴力和好斗趋势也在上升。
参加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巴西军团征召了很多赢得此前两届世界杯的球员。这次贝利和加林查不再处于边缘，而是正值巅峰状态、经验丰富的“冠军们”。巴西在第一场对阵保加利亚的比赛中取得胜利，但在接下来对阵匈牙利和葡萄牙的高强度对抗比赛中，他们被对手侵犯，完全输掉了比赛。这是加林查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从英格兰回来时已经从博塔福戈转会至科林蒂安。无论是科林蒂安还是加林查都已经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加林查的膝盖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扭曲，当时使用夹板和止痛药来帮助愈合，但当他接受手术时却为时已晚。更糟的是，发生了一场车祸，他虽幸存了下来，但是他岳母却就此离世，此后他陷入了深度抑郁，酗酒使得他的情况更加恶化。他对于训练和计时的小小爱好土崩瓦解，他就这样消失了十多年，不留一丝痕迹。
巴西足球见惯了火爆脾气、斗殴以及对峙，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现象变得更加常见，狂躁的行为愈演愈烈。1964年里约圣保罗锦标赛的一场关键战役，博塔福戈对阵桑托斯，一场争斗很快席卷了球场上的所有球员，甚至是通常比较冷静的贝利也参与其中，后来他和其他两名球员一起被罚下场。1965年桑托斯的泽吉尼奥拳击达伽马的利马，而后者还以颜色，由此引发大战，7名球员被罚下。1966年里约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班古3比0战胜弗拉门戈，在比赛中弗拉门戈有5人被罚下，班古有4人被罚下。1967年的一场阿梅里卡对阵奥拉里亚的比赛，比赛开场仅8分钟就终止了，因为场上所有22名球员全被罚下，与之匹敌的是同赛季另一场比赛，达伽马对阵弗卢米嫩塞，也有22人离场。与此同时，巴西的安全系统正广泛撒网，用暴力制服了数千名激进的学生以及城市游击队员，绿茵场也愈发动荡。1969年，巴西队在马拉卡纳球场2比1击败秘鲁，托斯陶野蛮地踢倒了秘鲁球员德·拉·托雷，随后到来的斗殴持续了40分钟，引来大批警力到场，阿维兰热被迫请求秘鲁人重新开始比赛。
桑托斯也每况愈下，巴西足协让巴西俱乐部退出南美解放者杯的决定意味着球队没有洲际比赛可打，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拿过国内奖杯，但俱乐部在国内，甚至是圣保罗州的统治力都下降了。球队的注意力转到国外，仅1967年一年桑托斯踢过比赛的地方就包括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秘鲁、巴西、加蓬、扎伊尔、科特迪瓦、德国和意大利。第二年球队又去了欧洲、南美洲和中北美洲。考虑到贝利的合同将于1972年到期，俱乐部管理层又一次打开了远征的大门，带着球队去了香港、玻利维亚、萨尔瓦多、马提尼克、牙买加、哥伦比亚和海地。俱乐部到底挣了多少钱？史料记载非常少。高层的确曾计划给会员建造一栋高级会所——巴尔内阿里奥坎公园酒店，但后来他们把钱花在失败的赌场计划上，留下历史悠久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慢慢破败。
也许的确是桑托斯让贝利获得了踢球的许可，但贝利逃离了他们的掌控，用自己的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1969年中期，媒体被贝利职业生涯的第1000粒进球的即将到来牢牢抓住，这个进球充其量不过是不断累积练习而成的里程碑，这一数字的精确性也并不是重点。随着巴西媒体发展的新趋势，这个进球是进给电视观众看的。在到第990球的时候，巴西媒体就以一种运筹帷幄的狂躁感情工作着，当计数器数到998球时，萨尔瓦多球场球门后的摄影师已经人满为患，甚至挪到了球场上。第999球时，达伽马的阿根廷门将安德拉达因为扑救了贝利的一次射门而被嘘声淹没。第1000球是粒点球，贝利进得很轻松。进球之后他跑进球门将球捡起，随即被淹没在摄像师和记者的人海之中，当他最终从混乱中脱身之后，剩下的是一场伤感的盛宴。贝利把进球献给了巴西的孩子们，他穿着特别为1000个进球设计的上衣绕场了一周又一周。一位参议员为贝利写了一首诗，并在议会当众朗诵。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都在报道阿波罗12号的登月计划，而在巴西，这两件事把头条版面一分为二。之后贝利飞往巴西利亚，乘坐了一辆敞篷车游行穿越城市，新任总统梅迪西在总统府接见了他，并授予他国家勋章。一个月内，纪念性的贝利半身像被委托塑造，布满奖章的墙被修建起来，巴西邮局还发行了纪念邮票，与此同时，游击队绑架了美国大使，新任总统梅迪西站稳了脚跟。而贝利的故事一直占据了所有电视台的新闻。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收音机是巴西人消费足球的主要渠道。的确，除了报纸读者的小圈子之外，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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