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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家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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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尽管在美国人眼里，两兄弟都非常的神秘莫测，可自小，两兄弟其实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大哥陈果夫从小便沉默寡语，但被蒋介石的前夫人陈洁如评价为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弟弟陈立夫小时候便活泼好动，年轻时还养成了一个喜欢演讲的习惯。在政坛上经常以充满激情的演讲来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
由于兄弟两人性格不同，两人在办事上也非常默契，双方分工明确，一个以精神德望凝聚组织，一个以追求实效发达组织；一个以沉静示其厚重，一个以干练显其迅捷，如此互助互补，把偌大的CC王国，经营得内外有序，日渐兴旺。
陈果夫、陈立夫这种兄弟情深的办事风格，还影响了他们的两位贤内助和家人。据《三C传》一书记载：陈勤士以及二陈的两位太太，都喜欢管管闲事。陈老太爷“只要人肯送礼”，不论是要官或求情，他提起笔来就“写上一封八行书”，寄于儿子。后来，二陈发现父亲的来信“太多”，介绍的人也杂，就渐渐冷了下来。相反，太太一门，仍然是条热线，“陈立夫之对孙禄卿”，“陈果夫之对朱明”大多是“言听计从”，因此“CC系上下，除了有所谓高庐路线外（直接找二陈），还有所谓内线捷径可走”。譬如，江西中正大学某校长有一个请拨经费的呈文送到陈立夫那里，渺无消息，于是托人走了“太太路线”，当时孙禄卿正在重庆璧山正则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信一收到，马上批了一行小字：“送立夫办。”陈立夫收到信，又在老婆的手批旁附上一行：“即送衡舍大哥一阅”，等陈果夫看过后，再批一笔，“果阅，交立弟核夺”，信重新转到陈立夫手里，“陈立夫并未实行核夺”，而是“送到璧山征求乃妻的意见”。
兄弟两人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陈立夫兄弟三人即陈果夫、陈立夫和陈祖烈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陈果夫去世后，陈立夫也将嫂子朱明接来和自己一起住，一直伴随朱明离开人世。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1
5。1四大家族之来由
国人对陈立夫最初的印象可能便是他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代表，四大家族在人们的心目之中是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那四大家族这一说法又缘于何处呢？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来看，四大家族的说法来自于抗战胜利之后。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实质、结果以及与内战的关系。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观察》上发表《独裁集团与中国内战》一文，指出政治的独裁依赖经济的独裁，国民党对国营事业的统治，只是将资本集中在少数高级官僚之手。并第一次将官僚资本划分为蒋、宋、孔、陈、政学系五大集团。几天之后，陈伯达的《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出版，这本小册子用大量的事实、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官僚资本的实质，并为其作了如下定义：“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们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经济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陈著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个战斗性、宣传性很强的小册子。
１９４７年４月，王亚南发表《官僚资本的理论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官僚资本的形态、形成过程和社会条件、作用及后果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１９４７年７月，许涤新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吸收了陈著和王著的长处，从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几种形态、活动方式及其反动本质。至此，“官僚资本”有了完整明确的概念，即官僚资本是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它分为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从资本的来源看，它是依靠政权和政治特权掠夺和剥削人民而积聚的，四大家族掌握的垄断资本是官僚资本的主体。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正式将“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首。
5。2清廉的显贵
但陈立夫对四大家族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将陈氏家族列为四大家族，可谓是有切肤之痛。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训：“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故一生忠勤职守，廉洁自持，为众所周知者，唯对于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国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义之原理，而不为帝国主义用以剥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质为纯粹商业，对于工业农业，毫无好处，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蒋公在江西剿共，亲见农村无金融机构，始悟国家应有利农之金融机构，乃派家兄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始将该行之百分之百的商业贷款改变过来，以利农民，中国之合作制度亦为家兄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库董事长，其后复使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共党遂利用此一机会攻击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与力量，而在《蒋宋孔陈》一书中，陈家亦被列入攻击为四大家族之一，共党之恶毒有如此者。
那么，陈氏家族在资产上是否可以算作是官僚资本呢？是否该列入四大家族行列呢？就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个人资产来说，将二陈算作是官僚大资本家，似乎是有些“冤枉”。
抗战后的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对孔氏家族与宋氏家族对百姓的盘剥与掠夺，人们可谓叫苦不迭。蒋、宋、孔氏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国难财，一下子集聚了巨大的财富。据当时的美国银行界人士估计，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的资产存在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二陈兄弟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家族迅速崛起，与其他几大家族相比，陈氏兄弟名下虽说也有众多的产业，可兄弟两人却似乎没有富甲天下，相反，倒很有些“寒酸”，这其中道理，颇有些耐人寻味。
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后，孔、宋、陈三大家族先后流亡到了美国，只剩下蒋家独霸台湾小朝廷。流亡到美国的孔、宋、陈三大家族的处境却大不相同，孔祥熙、宋子文不愧为“财神”，在跨台移居美国时，已将巨额的不义之财转移到了美国，过着超级富豪般的奢华生活。仅举一例，孔祥熙的二儿子孔令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当美苏冷战高潮时代，孔令杰为了躲避原子弹袭击，在得州建立了能够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花费1800万美元，比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地下修建的地下室还要大。孔令杰的防空避难所由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上下两层总共3。8万平方英尺，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3套供电系统，3套灭火系统，500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卧室，1个急诊室，1间文娱室。房顶上面造有一个人工湖。仅此一例，就可以窥其财力。
而陈立夫兄弟与他们相比，在经济上则有天壤之别。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2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公开了1939年一份日本人所作的《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陈立夫兄弟应当也有一笔不菲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似乎只是国民党的党营财产，我们并没有找到陈氏兄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直接材料。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陈立夫身边也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既然被称为四大家族，陈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为何如此之大呢。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个人却是囊中羞涩。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1200元降为后来的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前者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后者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他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也称：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因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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