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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魂魔影-盖世太保揭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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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希特勒解散了德国国会。3 月15 日举行了新的选举。戈林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警察为纳粹竞选效劳。他在2 月17 日的声明中这样说：
“我是凭借所有警察权力并显示出巨大政治革新力量同全国各党派和团体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的。此外，一切以有益于国家为宗旨的宣传行动都应得到完全的支持。相反，对于那些敌视国家的组织的活动则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打击或镇压。”
于是，德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形式的集会被禁止了；共产党的报纸被取缔了；社会党的报纸不久也被勒令停刊。
下达给警察的命令随即引起了骚乱和屠杀。在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天主教中央党举行的集会上，反纳粹的演说者遭到毒打。2 月份，51 名反纳粹分子被杀害。
2 月2 日，戈林又进一步强化警察组织，使其为纳粹服务。他命令组建一支由25，000 名冲锋队员和10，000 名党卫军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后又吸收了15，000 名钢盔队队员。从此在柏林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政权，拷打、暗杀、肆意捕人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2月24日，戈林下令按查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警察在大楼地下室发现大量反纳粹宣传材料。于是，一场更为疯狂的镇压和逮捕开始了。冲锋队在奥里亚南堡设立了“秘密”集中营，而戈林的柏林警察局则在帕佩街哥伦比亚大夏建立了一座不受司法部长古特纳博士制约的“私人”监狱。
1933 年，纳粹党人为取得政权首先必须挫败共产党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准备向社会“证明”共产党人在策划一次政变。他们下令禁止了共产党人的竞选集会，还以每个共产党人都是新德意志国家的叛徒为理由，动用警察在街头殴打共产党人。
戈林在他的竟选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谈到这一点， 1933 年2 月17 日，戈林这样说道。
谁格守工作职责，谁服从我的命令，谁能最坚决地反订国家的敌人，谁能在受到攻击时毫不顾忌地使用武器，谁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和支持。与此相反，谁在争论中畏缩不前，或对使用他的权力优柔寡断，或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那么我就会立即把这种人庸除出去。。现在，从警察手枪枪膛射出的每颗子弹都等于是我射出去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主谋，因为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我敢为此承担责任，我是无所畏惧的。”
共产党人甚至连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得不看到，在他们的竞选会场上，如果发生褐衫打手队寻衅捣乱，警察不再保护他们了，而这种街头殴斗和会场捣乱往往导致流血事件，意志脆弱者往往就会屈服于这种暴力。2月22日，戈林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队伍，他声称在危急时刻需要对正规警察给予支持。辅助警察在制服上佩戴便于识别的白色袖章，他们乘坐的车辆畅通无阻，谁也不敢阻挡。戈林还注重提高现有政治警察的地位，把他们置于野心勃勃的青年军官鲁道夫·迪尔斯的管辖之下。2月24日，戈林授意搜查柏林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当时，绝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逃走，戈林派去的人查封了材料，这些材料将来可以成为纳粹党人企图强加于共产党人的罪证之一。
纳粹党诬陷共产党人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33 年2 月27 日晚9 点5分，一名大学生经过国会大厦。突然间，他看到一个半裸露身体的男子手执点燃着的火把站在大厦二楼的一扇窗户后面。其他过路人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并且立即报告警察局。从大厦的一楼可以能看到灯光透过房间在移动。消防队在9点14分得到报警，9点21分赶到现场，但警察已在9点17分冲进国会大厦。当时，会议大厅已是一片火海，火势向四周迅速蔓延。到9点27分的时候，大厅里面发出一阵阵爆炸声，高高的火柱已把会议大厅的玻璃屋顶爆裂，直冲夜空。9点35分，戈林从普鲁士内政部办公室赶到现场。
这时，新闻界人士已汇集到现场。戈林像其他人一样被炽热的烈火逼得直往后退。他事后却声称曾听到有人喊“放火！”他说他当时设想到会有人纵火，以为这场火灾只是由于疏忽引起的，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背后有共产党人在捣鬼。十分巧合的是，在现场还确实为戈林的这种说法找到了证据。人们从着火的大楼里拖出了一个光着上身的青年人，在他裤子口袋里找到一张共产党员的党证。他是荷兰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智力相当迟钝的年轻人。官方报道说他是被当场抓获的纵火者，然而没有任何人，至少没有一个纳粹分子认真想过，如果没有帮手，这么高大的国会大厦怎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被烧毁。当巴本出现在现场时，他听到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喊：“这是共产党人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正在戈培尔家吃晚饭的希特勒也赶到了现场，他对这一事件评价说：“这真是天赐之福！”
在德国举行的、直到战争结束前最后一轮所谓的“自由”选举——尽管它几乎不配有这种称呼——的前几天发生的这次国会大厦纵火，对希特勒来说确实是一次天赐之福。选举那天，褐衫队队员排成纵队昂首阔步，行进在石砌的路面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纳粹党人使用了一切能够使用的高压手段，以保证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纳粹党及共同执政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人的选票突破2000 万大关，两党分别在国会中占有288 席位和52 席位，比法定多数超出18 个席位。
在权力竞争中，共产党人已不再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因素了。国会纵火事件以后，戈林下令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设立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这种集中营据说是按照英国人在南非布尔战争（1899 年—1902 年）中设立的战俘拘留营的模式建造的。戈林在情绪激动时常常忘乎所以。这位普鲁士内政部长发表的一些见解令人惊恐不已。他说：“我的措施从法律角度考察当然不是完美无瑕的。。但我根本不想实施法律，我要扼杀和毁灭它。”
第四节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所有特工组织的最高领导是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
这个长相很像银行小职员的人，竟飞黄腾达成为希特勒最亲密、最器重的合作者，并且作了党卫军的首领，掌握大权，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重要人物。
他飞黄腾达掌握大权的过程的确令人惊讶。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领袖人物中没有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名字。在名次稍后的行列里可以找到他，可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有点浪漫的怪人。身为一个志愿队成员的希姆莱，与1923 年4 月9 日希特勒那次未遂的慕尼黑政变有牵连，在这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曾是纳粹党的组织部长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一名默默无闻的秘书。他在1926 年被任命为党卫军司令这桩事并不关紧要，因为当时的党卫军，不过像警卫队那样，只是在公共集会等场所负责保卫纳粹党内领袖的得力可靠的队伍罢了。1934 年6 月30 日以前，党卫军一直隶属于冲锋队参谋长。在20 世纪20 年代中，谁也想不到后来党卫军竟然如此强大。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 年10 月7 日出生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 号的3 楼里。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当时35 岁，在慕尼黑一所中学执教，先前曾担任过巴伐利亚州海因里希亲王的家庭教师。格布哈德·希姆莱非常勤勉，颇有些学究气。他极珍视巴伐利亚州皇家给予他的社会荣誉。因此，他请求海因里希亲王屈尊担任这位未来的党卫军首领、他的二儿子的教父（大儿子格哈德生于1893 年，小儿子恩斯特生于1905 年），亲王接受了这一请求。
那么他是怎样飞黄腾达的？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切实的答案。正是海德里希把他提升列了最上层，使得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海德里希打的这个主意，就是把这个具有平庸之才、碌碌无为的人捧上去，最后时机一到，可以让他垮台，自己取而代之。希姆莱那样的庸才，长期没有为公众所发现，海德里希因为死得过早，没有能按照他所决定的计划走上最后一步。而到海德里希死时，希姆莱已经达到很高地位，从那里再继续提升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与个人能力无关。要干掉他需要一个有海德里希那样有地位和有才干的人，另外有几个人看穿了他，但他们无能为力，又不敢干这种事。
即使如此，把希姆莱看成仅次于希特勒的全国最有实权的人，仍然是不错的。他所攀登的重要位置即德国警察部队和情报组织的最高领导，后来又是内政部长和后备军的总司令，使他有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且给了他参与决定德国政策的机会，但是这一切都停留在可能性的领域，在有关重大事件中，希姆莱很少真正运用职权。相反，他在从上至下使用他的权力方面，则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纳粹党的较低阶层和一般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希姆莱威风凛凛地扮演主宰命运和掌握生杀大权的主子角色。但是，至于反对希特勒和使他接受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头脑中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他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除了希姆莱的赫赫职权，更为重要的却是他的地位，那就是他与希特勒的“有力地位”。希特勒是否曾经看透这位党卫军司令呢？希特勒是否认为他真正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微不足道的人呢？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希特勒还没有了解希姆莱是什么样的劣等材料构成的，因为希特勒识人的本领是平庸的。
后来他才意会到希姆莱不过是海德里希手中的一个傀儡，并且逐渐把海德里希直接拉到自己的身旁。海德里希在希特勒眼中完全胜过希姆莱，并且接任希姆莱的地位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这两个人之间无声无息的斗争由于海德里希的早亡而告终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在正常时如不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也要送进休养所去，现在竟然成了德国“元首”的左右手。尽管实情如此，任何人得知德意志帝国的仅次于希特勒的最高人物希姆莱无可置疑地是个精神失常的人，毕竟是令人难受的。
但是在国家事务和他的日常行政范围中他的头脑却能完全合乎逻辑地进行工作。神经系统看不出什么病态的扰乱。他对自己的公务和政治活动无疑应该负完全的责任。
党卫军一向极力宣扬自己的高尚品格和正派作风，那么作为党卫军司令的希姆莱，大家就有理由希望他比任何别人更能充当一个表率。而他远非如此，从他在1944 年7 月20 日的事件中所扮演的那种声名狼藉的角色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希姆莱曾经由他所信任的僚属及其私人的参谋长党卫军将军沃尔夫介绍给柏林的律师兰格本博士。兰格本博士是普鲁士前财政部长伯比茨博士的密友，并且和他一样也是阴谋分子。决不能假定兰格本博士曾把自己所知的阴谋的全部细节告诉了这位司令。不管希姆莱还是沃尔夫都不可能不了解兰格本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和他接触、正在准备随时采取行动的反对组织讲话。兰格本和舒伦堡一样，都认为希姆莱是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把德国国家之舟引上一条新航线，并且把它驶到与西方国家媾和的避风港。兰格本同希姆莱及沃尔夫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用词慎重，可是意图十分明确。兰格本在谈话后离去时，他一定有这样一个印象：希姆莱同意他的意见，并且准备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不然的话，作为警察的头子，他当然应把兰格本当场逮捕了。希姆莱不但没有逮捕兰格本，反而和他连续磋商了几个月，并且还为他在1943 年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而到一个中立国去提供方便。在同年夏天，兰格本又和希姆莱及沃尔夫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内秘密会晤了一次。几个星期以后，兰格本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来在1944年10 月被处死。当时希姆莱没有帮助过他。对于伯比茨博士，希姆莱除了把他从监狱里提出来进行一次非常机密的面谈以外，也没有力他做过任何事情。
希姆莱极愿和兰格本商谈，也许认为是可借以追踪整个阴谋的一种警察的妙计，但是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卑鄙的手法。况且这也不是希姆莱两面三刀手段的唯一例证。人们常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别的方面向来那样干练的盖世太保，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7 月阴谋呢？其实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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