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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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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1月5日,也就是新内阁刚刚成立13天,吴佩孚给梁士诒发了一个通电。梁原以为是一个致贺电,可是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一份谴责电。内称:“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①这是一篇讨伐梁士诒的檄文。同时,也暗刺了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说他们“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自此,梁士诒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国人极为愤怒,纷纷对梁进行斥责。

  这个慷慨激昂的讨梁通电,使梁士诒十分震惊。他不便直接回答,便想了一个倒添日期的方法,在6日发了一个微电。微是5日的代称,意思是5日发的电报,电文内容不是针对吴佩孚的通电的,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吴的电报。梁士诒解释了关于筹款筑路的问题,声明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梁士诒做贼心虚,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内幕。吴佩孚的通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鲁督田中玉、赣督陈光远等,都连发通电,支持吴氏。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7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梁的声明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舆论一边倒,完全被吴佩孚控制了。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庚(8日)、佳(9日)、蒸(10日)、真(11日)、文(12日)各电,如连珠炮似的射向梁士诒。其中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的电文:“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这是一枚揭老底的重磅炮弹,使梁士诒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但攻梁不是吴佩孚的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在电文里慷慨陈词:“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在这里所说的“谋主”和“公敌”,明眼人不难看出,指的就是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吴的12日文电表示与梁内阁断绝关系:“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燕孙是梁士诒的号。“燕啄皇孙,汉祚将尽”,电文巧妙地运用了骆宾王讨武则天檄里的成语。原文是把赵飞燕比喻为武则天,赵飞燕差一点把汉朝毁掉。武则天和赵飞燕一样,也差一点把唐朝毁掉。你梁士诒和武则天差不多,也要把中国毁掉。你梁士诒恋栈不走,脸皮太厚,赶快下台吧!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保持沉默,也致电中央,表明态度,电称:“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辞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至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在这里,张作霖明目张胆地庇护梁阁,毫不掩饰地指斥吴电。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充满了火药味。但张作霖的反击显得理屈词穷,苍白无力。

  吴佩孚不管这些,继续发电。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梁士诒。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天一篇《讨武则天檄》。把个梁士诒骂得狗血喷头,几无藏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省的督军通电支持吴氏。只是直系首领曹锟躲在保定的光园,没有表态,静观其变。

  吴佩孚叫骂不停,梁士诒却采用了太极拳的软功。逆来顺受,韬光养晦。在回电中,反而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反复为自己剖白,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但这些表白,没有任何效果。吴不买账,去电坚请他7日内下台,“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不给梁士诒以喘息之机,直系军阀采取了集体行动。19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苏督齐燮元、赣督陈光远、鄂督萧耀南、鲁督田中玉、豫督赵倜、陕督冯玉祥等联名,电请总统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对直系在新闻媒体上攻击梁阁,奉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张作霖显得束手无策,拿了难题目作不出好文章来。20日,吴佩孚授意鄂督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部署驱梁及率部北上。由于张作霖态度不够强硬,徐世昌只得向梁示意,让他见机下台。20日,梁不肯辞职,不得已,请假到天津去避风。25日,徐世昌又一次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只有28天。

  吴佩孚反对梁内阁的卖国政策,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的本身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而赢得了人心。因此,1月8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四十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梁上台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9000万盐余借款的汹涌浪潮。这就迫使北京政府不敢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当然,直奉两系的争斗,是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这一电报战回合,直胜奉败。直系猛攻梁内阁,是向奉系蓄意挑战的表现。双方都在磨刀霍霍,“战机乃愈迫愈近矣”!


直奉一战

  亲奉内阁总理梁士诒被逐,使张作霖大丢面子,十分恼怒。但直到这时,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挑战行为都采取了容忍的作法,不轻易反击。张作霖审时度势,感到直系军力雄厚,奉系一支独对,甚觉势孤力单。为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拼凑反直联盟。他设想,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联合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周围地带动作起来,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奉系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经过张作霖的努力,此时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但是,孙中山的北伐军受制于心怀叵测的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作用。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访。曹锟进一步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由于防地逼近,发生意外冲突。张作霖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张景惠负责撤退关内的奉军。这一协议使直奉两军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

  但是,好景不长。二三月间,段祺瑞突然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

  曹锐于3月8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他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讨伐。

  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同张作霖决裂的决心。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

  4月3日,是吴佩孚49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11省的大小军阀五百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三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二十三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二十四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二十五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十一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留了京汉线上的车辆,将部队迅速部署在长辛店、保定、石家庄、郑州一带,还强行截取了京汉路收入款项328万元充作军费。

  奉系也在加紧备战。从4月10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张作霖以军粮城为大本营,将部队部署在马厂、静海一直到德州一带。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总司令。孙留沈代张坐镇。杨雨霆为参谋长,王树常为参谋处长。总部设有军需、军医、副官、谍报、密电、交通、文书、运粮等处。前线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奉军准备兵分两路,一路沿津浦线抵徐州,同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会合,进攻河南;另一路进抵京汉线长辛店附近。奉军派出的兵力计有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共约为十二万人。张作霖此时还施放烟幕:“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并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对奉军的进逼,采取了节节退让的作法。直隶省长公署设在天津,曹锐在奉军进入天津之前,慌忙把公署的文件撤走。派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代理省长,所有驻津直军全部撤回保定,避免正面接触。奉军在开进德州之前,驻德州的曹锟的七弟、直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就弃职出走。曹锟派张国溶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曹锟还下令津浦路沿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和德州兵工厂一律交给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直皖战后,直系内部在对待奉系的问题上,分为两派。曹氏兄弟认为,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不宜和奉系闹翻;而自视甚高的吴佩孚压根就看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主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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