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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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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只是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的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象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象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而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的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零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余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余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零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于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于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象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于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么入关？凭什么占领和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凭什么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于清朝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对于汉族及汉族正统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赞同。我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即“满族是中国的满族”。请问，有什么根据？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着。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后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后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它不受任何别国如中国的册封和保护。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国时代，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一个大国，即周朝。其国家形态，有点像现在的联邦制。周朝有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天子，据有象征国家重器的九鼎，从理论上说可以号令诸侯。即使诸侯坐大，称王称霸，也还是要通过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册封”才上算。三国以后的多国时代，则都是由原来的一个长久统一的国家，分裂而成的多个国家政权。它们各据一方，互不买账，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其形态，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
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则不然。这是两个互不隶属、未结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构成截然不同、亦非一个统一国家分裂而成的国家。虽然，满州人的祖先建立的金国，曾占领并统治中原，即中国北方；被大清帝国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时占领、统治过中国的全境，但这也都不能说明它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正如日本曾占领统治过高丽、台湾，却不能因此说它和韩国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说“大和民族是中国的大和民族”。
既然说到日本，就不妨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更细致的比较。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压迫。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满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满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四十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Ｒ”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中文只好读成“Tata”（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满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同被满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娶日本女人为妻，如学者辜鸿铭，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乾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后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么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么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么？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的，而非得自于明朝。我国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着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然而清政府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了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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