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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罪-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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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是一对主宰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难兄难弟。国民党是兄，共产党是弟，即使彼此结下血海深仇，弟被兄杀得扪伤四散，兄被弟打得抱头鼠窜，它们之间的血缘与排行关系是不容置疑和不能乱的。国民党参与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参与改组了国民党，两党被北洋政府统称为“乱党”。“乱”就是革命，两党都以革命为宗旨。如果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相似之处：师法苏俄，走列宁式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党高于国，党指挥枪，实际上是以最高军权赢得党内的最高地位，全党服从领袖，重视和控制宣传舆论，以民主为口号行独裁之实，指对方为“革命的最大敌人”，把一切异己者都指责为对方分子。
如今，这两兄弟都垂垂老矣。国民党号称百年老店，共产党也快满八秩高龄。国民党历经兴中会（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火奴鲁鲁）、同盟会（一九○五年八月，东京）、国民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北京）、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七月，东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宣告正式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可说是从一开始便历尽沧桑。共产党的创建则较简单，由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如果从正式以现名建党那天算起，两兄弟相差实不足两年。
“党”字蕴含的不祥之兆
民国初始，朝野各地组党凡一千馀个。有的叫“党”，有的叫“会”，有的叫“社”，有的因利益相同，有的因政见相近，有的因脾气相投，有的因地位相当，有的代表某个地方，有的代表某种职业，有的为暂时的联盟，有的纯属乌合之众。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具有活动和影响力的团体，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党”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是对西方政党体制的简单模仿。我不知道为什么恰好选用了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固有词汇中，“党”本是略带贬义的：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都不是什么好事。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党”，如东汉桓帝时的党锢、北宋时的庆历党论、明末时的东林党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的都是灾难。传统士大夫因有“君子不党”之说。可惜的是，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却把西方的“Party”当成了“党”。简直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不祥之兆。
译名还只是表面，重要的应在其实。国民党从兴中会、同盟会发展而来，虽经俄共顾问帮助改组，其帮会色彩依然很浓。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即仿照了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建制。入会要宣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现在来看这一誓词，并未超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政治报负。孙中山自幼景仰太平天国，自许“洪秀全第二”。兴中会一经成立，数月内会员发展到百馀人，全为广东籍。其中，侨居海外的洪门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义会、致公堂占很大的比重。一八九九年一一月，兴中会乾脆邀集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歃血为盟，集合成一个帮会组织“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策划和发动起义。
其后，兴中会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组织的华兴会，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组织的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至民国初年，同盟会又联合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组成国民党。孙中山毕竟从小留洋，接受完备的西方式教育，其见识、思想和志向远高于各帮会首领。这是他能够提出三民主义，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及同盟会终能区别于其他帮会的根本原因。但他毕竟未能脱离帮会体系，在由同盟会向国民党转化的过程中，最后起指导作用的又是俄国顾问。俄式共产党组织，与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的秘密帮会有哪些特点？一、组织的非公开性，即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组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存在的；二、具有秘密的宗旨（包括口号和誓词），奇异的入会仪式，相互联络的隐语暗号；三、进行非法活动；四、对官府朝廷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南会与北教
中国自清代以降，秘密帮会的数量及势力激增，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会党，如天地会、哥老会；一类为教门，如白莲教，及闻香教、八卦教、神拳教、在礼教等分系。会党与教门之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相反，还可能互相渗透融合，乃至演化。清帮由罗教演化而来，有些省份的三点会演化为斋教、洪莲教。更有一些秘密组织亦会亦教，或非会非教。一般情况是，会党盛行于南方，教门则盛行于北方。故有“北教南会”之说。
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是从南方发展起来的，十分符合秘密会党的基本特徵。共产党则起源于北方。中共“一大”虽然在上海召开，建党后在南方的活动也远较北方为盛，但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却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传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及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派遣的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五月抵上海，先后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建党。维经斯基的使命，明显地带有“传教”性质。不久，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第二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在上海秘密组党。同时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曾在荷属东印度组织和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他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当他谈到在莫斯科与列宁的会见时—
“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著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著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七十多年前，那个“红色的起点”，看到就是这样一副场景：一位来自共产国际教廷的高级传教士，向新教友们传达教皇的期望。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上海。几乎是同时，北京也有一伙人秘密聚会，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者是胡鄂公和邝保汉，主要成员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今日》，故被称为“今日派共产党”。“今日派共产党”曾派彭泽湘等人赴莫斯科，要求得到承认并加入共产国际，却遭到拒绝。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经过教廷委派的代表指导，擅立教门，不是“正统”的共产党。不久，宣布解散。
很明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同是秘密帮会，而前者是会党，后者是教门。教门以信仰（迷信）为凝聚力，这是它不同于会党的最关键所在。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从一开始便接受共产国际（教廷）的领导和经济支持，这又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民间教门，组织上更为严密。
现存最早（红军时代）的中共入党誓词是：“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与兴中会的入会誓词相比，共产党的誓词更强调纪律性和秘密性，而且要以“牺牲个人”为代价。誓词对党员不仅仅是严格的约束，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即无条件的奉献。国共两党的成立，尤其两党经过艰难和复杂的发展道路，先后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当然不是简单的民间帮会形式可以概括的。
“联共”与“容共”的区别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孙中山与苏俄共党及政府取得联系，多次会见维经斯基、马林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Ｃ．Ａ．达林；又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密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著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总数为一九八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大会选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占了三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十七人，中共党员占七人。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中共党员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意思。起初，遭到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的许多党员的激烈反对，终于抗不过“上级机关”的命令，只好服从。于今中共评判这一段历史，仍认为陈独秀犯了左倾错误；不得已加入国民党以后，他多次表现的妥协又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真是左右为难。其实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并没有错；既入国民党，尽量与之妥协也没有错。如果不能做到尽量妥协，当初一定要加入干什么？陈独秀左也错右也错，无非是共产国际总是有理。
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造成党内有党的中外奇观。中共方面称孙中山采行“联俄联共”政策，国民党方面则称之为“联俄容共”。想当初，是“联”也用过“容”也用过的，而一字之差，精微大义。“联”是联手，两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容”是包容，我中有你，你中却没有我。事实上，“容”比“联”要确切。国民党几经沧桑，人多势众，政治上也有相当稳固的地位，所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早已不是第一次，不过是第一次堂而皇之公开亮相罢了。与中共“一大”的鬼祟、偷摸和寒酸，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家大店大，又有过“兼并”其他会党的成功经验，因而把“容共”也只当做小小的一次兼并。殊不知这一次却非同小可。
共产党寄身在国民党之中，并没有被吃掉，而是趁势发展壮大，短短几年，至数万人之众。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的矛盾斗争，及日后共产党差点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几遭灭顶之灾，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导演的这场“入党”戏开锣的。不能说共产国际早料到有这样的结果，它连自己的结果都未能预料。作为统一指挥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教廷，实际上是苏俄手中的傀儡，它给中国的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好主意，都是些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的馊点子。这一点，斯大林后来也不得不当著毛泽东的面承认了。
如果国共合作的方式，真是“联”而不是“容”，彼此为友党而非党中之党，发生日后那样激烈的摩擦和残酷的斗争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工党，该党在正式成立之初就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共产国际是否教条地照搬俄共的经验，有意要在中国国民党内人为地造成一个“布尔什维克”，恐怕是永远找不到答案了。事实上，国民党内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只能是“孟什维克”。一旦其继续存在使“纯粹的”国民党人感到如芒在背，它也就难逃血光之灾了。这也是跟俄共学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企图组成一个合法的反对党，结果惨遭镇压，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被迫逃亡国外。一九二七年，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继而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完全破裂。
“宁可错杀一千”开恶例
蒋介石此举，开了一个恶例。无论事后他勉强举出多少理由，如共产党阴谋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都没有任何法律及道义上的根据。即使真要打倒某个党、打倒某个主义，无非党派信仰之争，如果据此可以作为杀头的理由，这个党和主义也就合该打倒了。至于恐怖，共产党的确制造了一些，如湖南的农会运动，但比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大屠杀，简直如同儿戏。总不能“因为你搞了点恐怖，所以我要对你百倍千倍的恐怖”吧？有人说，以共产党后来的坏，可见当初把它赶尽杀绝是对的。这种“先见之明”更是荒谬。以“未来之坏”预先定罪，请问是哪家的法律？
国共既已合作，就是革命的盟友，至于政见、信仰、策略诸方面的分歧，能容则容，不能容则可以讲清楚，有话好好说。诚如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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