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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罪-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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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那位法国外交官夫人为例，她如果向法院起诉土耳其司机强奸，这是对的。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受害的女人，一个希望受到法律保护的弱者。设若她没有被强奸，只是被土耳其司机当众骂了一句“婊子”，她就非要打官司告倒那司机不可，这就是仗势欺人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把对名流的“诽谤”偷换成对女人的“强奸”。即使这个名流，同时又是个女人。
几天前，又在网上读到韩少功的另一篇文章，《熟悉的陌生人》。一开篇即嘲笑一个可怜的弱者，一个丢弃学业在商场打工、漂泊巴黎十年还说不好法语、在华人区里混生活的同胞。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象鲁迅剖析阿Ｑ那样去剖析某个人物，如果这样，就不能叫欺凌弱者。读下去才知道，他是在和那位弱者“暗暗较劲”：“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当然，以韩少功的修养、地位，我不相信他会主动去跟一个弱者较劲。可能是弱者不知天高地厚，跟他有过一番“暗暗竞胜”，比方“居住地的评分活动”呀什么的。不管谁跟谁较劲，反正是较上了。韩少功文章中的嘲笑，于是就带有比阔的味道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位弱者岂是他的对手。
“居住地的评分活动”没什么意思，拿什么来确定“自我价值”呢？本来很简单，作家嘛，拿你的文章就行了。但中国恐怕还不行，还得物化一下，以便直观的度量。这物化不一定是汽车房子（比不过大款）、护照签证（比不过“绿卡小本本”）、级别权势（比不过大官），而是在综合了这一切之后，他的社会声望。这是一个流落异乡的人最欠缺的，尤其文中那位“熟悉的陌生人”，看来他不会有车有房，更无级别，仅有一张绿卡可以自由进出国门，就这一点稍微“强”点，终于忍不住要拿他出来羞辱一顿。
直观的优劣比较还不过瘾，还要加上想象。“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他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大打出手，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经过韩少功的一番想象，这位“陌生人”已不仅仅是弱者，简直是一个流氓、恶棍了。我捉摸不透，是什么原因，使得韩少功非跟他这样过不去呢？“那一天下雨，”韩少功追忆道，“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荫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以智商去迁就谣言。”原来如此。
然而即使如此，这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信谣者，连传谣都谈不上，更不是造谣了。为什么会信谣？因为我们国家的确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因为他可能还保留着十年前出国时留下的印象。韩少功尽管可以证明，幼儿园没有杀婴贩婴，中国的瓜果并非统统污染含毒，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毕竟还有歧视、甚至抛弃、溺杀女婴的现象，中国的农作物也的确存在污染问题，有的甚至还很严重。这些事实，我们自己的报纸也有过报导。我就看过一篇报导，说梅林罐头厂的一位女厂长如何具有开拓精神，当出口到加拿大的猪肉罐头因为农药污染而被中止进货时，她就在加拿大开办分厂，以当地的猪肉作为原料打开了市场。韩少功是否更要指责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以智商迁就谣言，居然比他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
西方国家也有污染问题。我们在文革期间就听到过不少报导，而且大多是西方人自己的报纸报导的。我们的报纸转载，是为了将之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的“证据”。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其实污染是工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本无太大的关系，更与爱国、恨国无关。只有思想特别敏锐的人，喜欢把一切话题都泛政治化来讨论的人，才会借以推导出“厌恶中国”的结论。难道我们只有说，“中国没有污染”才叫爱国？
韩少功到过美国，到过英国，到过法国，经常在文章中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思想，应该是对西方文化十分谙熟的了。面对一个外国商场的中国小工，对他进行的一番“想象”，也应该是与事实相去不远了。国内同胞凡是没有象他那样去过那许多国家的人，也只好他怎么“想象”就怎么相信了。但是不幸，如今出国乃至移民早已不再新鲜，稍微有点常识和经验的人都可以看出韩少功“想象”的破绽。
我不知道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几个只是因为“结结巴巴的语言”让“白人警察勃然大怒”。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外语再好，讲起来总难免带口音，这也没什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结结巴巴”的更多，我们会不会因此对他们“勃然大怒”？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警察，还是移民官，还是其他什么公务员，当你外语讲得结结巴巴时，他会微笑地注意倾听，并放慢自己讲话的速度。如果你理解他的意思错了，他多半会说声“Sorry〃。他和你无冤无仇，你又没违反法律，干嘛要“勃然大怒”，这对他自己的健康有什么好处？
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谁会蠢到拿出国内的文凭去找工作，哪家老板会把他看不懂的文凭摔出桌外。在美国（法国也应该一样）找工作，一般来说都用不着把文凭拿出来。你有什么文凭，在自己拟的履历表上写上就行了，没有人真去查对。国外文凭固然有利于找工作，但国内文凭也不是一钱不值，不被承认。比方，所有的美国大学就都承认中国文凭，不然它们的研究生院怎么接受了那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有好几个只有国内文凭的朋友，都混得不错。一个是国内硕士文凭，当上美国一家大食品公司的亚洲市场总经销，年薪数十万，这家公司在全美（打破行业）排名第167；一个只有本科文凭，当上美国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南加州分公司主管，他手下有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替他干，当初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一个也只有本科文凭，现在是一家大医疗中心的主治医师，年薪16万5。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韩少功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瞧不起中国文凭。
在西方国家谁都知道，将孩子“大打出手”可是大罪，我又不知道哪个中国人竟敢这样以身试法，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前年有华文报纸报导，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博士生给孩子洗澡，不慎掉到浴盆里，被儿科医生告发吃了官司，两个孩子差点被“没收”（送收养家庭收养），耽误了学业，还要付出数万元诉讼费，要大家伸出友爱之手捐款援助。韩少功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想象”别人暴打孩子，这与公开“想象”某人强奸、偷盗何异？这是否涉嫌“诽谤”？
海外华人中，瞧不起自己一身黄皮的人是有的。我就见到过一位女诗人，嫁给一位美国律师，动不动喜欢说：我从来不去中国店（买菜）；要割草，不然白人不到你家来；中国人不懂法律；中国律师怎么能和美国律师比？我没告诉她：我不割草，请了一位白人来割，每月两次，每次30美金。有次她说，中国人要懂规矩一点，不然白人会说：滚回你的中国去！我才笑着回了她一句：滚回你的欧洲去！我知道有些海外同胞有不对劲的地方，也有可笑的地方，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贬损，更不要动用丰富的“想象”去满足“自我价值”。就算是这位女诗人，我也是真心地同情她，尽管有时侯觉得她实在好笑。任何一个人，不喜欢他自己的出身、民族、文化，都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影响、干涉别人，又有什么值得去讨伐的呢？何况我相信她内心还是爱国的，不愿根据某种逻辑把她轻率地打入“厌恶中国”的另册。
李敖著《蒋介石评传》，有一句好玩的话，说蒋介石“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什么叫“意淫”？就是心由余而力不足，或者可望而不可及，只好靠“想象”来获得满足。而“想象”越是离谱，越说明目的的荒谬可笑。
韩少功在文章中说：“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这种“赞成什么，但不愿意当什么派”的句式，本来并不说明特别高妙的意思。比方，我赞成穿西装，但不愿意当西装派；我赞成数学，但不愿意当数学派；我赞成性交，但不愿意当性交派。不过，当你把“民主”、“人文精神”这一类词嫁接了进来，问题就陡然变得严肃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以至于让他觉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根据前面韩少功的“想象”机制，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一下，大约又有某个他不喜欢的人私下或公开说过关于“人文精神”之类的话让他不受用，于是他又开始“想象”了。“想象”它“如果”成为口号和串通纠合，“想象”人们喜滋滋地穿上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景象么？要别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只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真是“四两拨千斤”。不知这算是“强奸的学术”，还是“学术的强奸”，准确些应该叫做“学术的意淫”吧。
赞成文化“寻根”，但他不愿意当寻根派；赞成文学“先锋”，但他不愿意当先锋派；赞成“民主”，但他不愿意当民主派；赞成共产主义，他却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党派党派，党难道就不是派？这样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么意义呢。
1998年11月9日于河溪屯子
文学的独立与兼容
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所谓〃异议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者〃；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文见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持不同文见〃当然是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官方文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学〃。如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官方文学〃？这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官方〃认可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官方文学〃。用是否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官方〃与〃非官方〃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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