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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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恩来的本事，在于他具有超凡的忍耐力、适应力及应变力。又善于妥协与调和，酸甜苦辣咸都可以下箸尝两筷，必要时还能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大口地吃，甚至连声称道美味无比、妙不可言。只要这么吃过一两次，他“能吃辣椒”的形象便树立起来，久而久之，大家也就忘了究其根底，而引为同道了。
当然这或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小人之心并非没有来由。比方我们都听说过，1945年重庆谈判，他曾为毛泽东饮下蒋介石没完没了敬的烈酒，而获得“周公善饮”的美誉。尔后当了总理，又见他在无数国宴上向宾主频频举杯，据说都是茅台。谁知他庄严高举的竟会是一杯白开水呢？堂堂国宴尚且可用一只茅台酒瓶充假，平日吃饭，桌上摆一碟辣椒做样子，大抵也不至于太离谱。
E。
毛泽东是正宗吃辣的，不掺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辣椒的功用不止拿来下饭，还可以生津、御寒、驱风、祛湿、舒筋、活血、除乏、醒脑、提神、发汗、增加维生素A……乃至提高革命斗志，散发革命热情等等。
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患了痔疮，并且十分严重。固然要做革命者，一点痔疮何足挂齿，但隐患一发起来可真有些“那个”。1934年冬，红军长征刚刚开始，他的痔疮就犯了。马也不能骑，只好被抬着走。六英尺高的汉子，跟着一群残兵败将在人家的肩膀上狼奔豕突，那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当时因受伤也被抬着走的，还有一个王稼祥。两人遂结为担架上的密友，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辞”，接着又拉扯上一个张闻天。终于等到时机成熟，一举而发动了一场政变，将军事指挥权从“少年不识辣滋味”的博古，及只晓得在红军女战士中寻找“甜姐儿”的德国同志李德手中夺了过来。
自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令人瞠目的辉煌道路。红军也因之胜利地到达陕北。
F。
陕北不缺辣椒，陕北人对辣椒的偏好不亚湖南，岂输四川，所以做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不说别的，只要看每家农户窑洞门口，一大串一大串挂的红辣椒就可以知道。止可惜北方食品粗糙，不象南方多诱人垂涎的名肴美馔，顺手便开得出一列菜谱，故名声上也就没有辣过川菜与湘菜。
陕北共产党首领刘志丹，人称“红色罗宾汉”，是个吃得辣椒的。毛泽东不远二万五千里，从江西带了中央红军来投奔他，照道理应该携手革命，共商辣计，互相交流交流吃辣椒的方法与体会。开头大概也的确这样搞了两回，佯装成辣味相投的样子，见面呵呵地笑一笑。但是太累。于是“罗宾汉”就在一次小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毛泽东“听说”之后，教人送一块匾去，上书“人民领袖”四个大字，算是对于他吃过辣椒的肯定。
另一位同样是陕北出身、吃得辣椒的高岗，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忽然不知怎么“反起党来”，在接受批评帮助的时候，居然辣脾气发作，开枪把自己打死了事。他虽然多活了些年岁，死后却连“人民领袖”一类的虚名都没混到。
G。
然而毛泽东的痔疮，却没有因革命走上正确航向而有所收敛。到了延安，辣椒至少是可以尽他吃了，这一隐患就更发展成为习惯性便秘。常常是三五天才拉得出一趟屎，而且每次时间之长，教人以为他在厕所里做诗。
不用说他的诗是做得极好的，最脍炙人口的就有“不须放屁”这样的千古绝唱。被喝令不须放屁的苏修，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向全世界无产者推出一道菜，叫做“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且不论全世界无产者是不是都喜欢吃牛肉，这种烧法便很不合适。土豆无疑比牛肉容易烂，应该是“牛肉烧熟了，再加土豆”，那还差不多。然而按俄式烧法，又不放辣椒。大家既做不成革命的“鲲鹏”，只能去变一只修正主义的“小鸟”。
对习惯性便秘患者来说，放屁无异于报喜的佳音。反过来“不须放屁”，则成了最严重的责罚。让苏修们吃了没烧熟的牛肉不好消化还放不得屁，想想那种痛苦，大约也只有用“天地翻覆”来形容了。
H。
据革命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便秘，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用不着讳莫如深的。他那飞扬的神思，他那妙趣天成的佳构，他那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韬略，当然也不免受到损害。延安时物资困难，既没有“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又没有德国进口“痔根断”。所以似乎也都想不出什么良策。唯一可做的是静静地等。从将军到伙夫，从“抗大”学员到一般乡亲，象久旱盼甘霖一样，皆憋着一口气等。等憋到他终于手持一张纸一卷书一支烟，不紧不慢踱进厕所，整个中央机关乃至整个延安，于是传遍“主席大便啦！”的欢乐喜讯。人们奔走相告，飞捷报，传佳音，真个“春风又绿延河岸”，中国革命又有了希望。
革命胜利之后，“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油水吃得足，拉屎不出的事想来不大会经常而且“习惯”了。即使偶有久憋而后通的喜报，由于宫苑高深，再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也实在无从知晓。只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曾用“有屁放出来、有屎拉出来”形容畅所欲言，获得轰动效应。起因是，辣椒吃得厉害的彭德怀上了一份《万言书》，竟得到基本上不吃辣椒的张闻天之流的支持。毛泽东憋了几日，终于荡气回肠，震惊左右。
I。
与毛不同，邓小平吃辣，从不虚张声势。有关他这方面的轶事也就几乎没听说过。他少小离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据说他当年为了生存，曾把中国的食文化引进法国——开了一家豆腐店。一边当卖豆腐的个体户，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刻刻钢板、发发传单、办办油印小报等等。他肯定也吃豆腐，当天卖不完的，想必不至于一咕噜倒掉，弄点花椒和辣椒，就可以烧成一盘故乡风味十足的“麻婆”，以快朵颐。
旅法五年，吃得更多的怕还是面包，及家常的法国菜。以致过了半个多世纪仍不能忘怀。1979年他访问美国，有人说起中国人跟法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别人。他低头一想答道：“在欧洲，法国菜是最好的；在东亚，中国菜是最好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听了，竟觉得新鲜至极。
比起毛泽东只喜欢吃中国菜，只喜欢吃中国的湖南菜，只喜欢吃湖南的辣菜来，他口味无疑是开放得多和灵活得多了。既能吃麻辣麻辣，又能吃酸甜酸甜；既能玩麻将，又能打桥牌；既欣赏白猫，又欣赏黑猫。一来二去，人们差点忘记他是个正宗老牌的革命家，而只把他看作新时期的改革者了。
但是反过来也没错：他既能来点酸甜，又仍坚持麻辣；既手持桥牌，又藏有麻将；既怂恿黑猫大胆去捉老鼠，又搂着只不抓老鼠的白猫爱不释手。至于他想个什么法子使这两只猫吃辣椒，——是强塞，还是饿三天，还是拿辣椒面抹屁眼儿呢？他可是至今都没跟左右商量过。
1993。1。于长岛
重读大字报
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场运动，有人称之为动乱，有人称之为浩劫，有人称之为灾难，有人称之为噩梦，有人称之为“峥嵘岁月”，有人称之为“对文化的革命”……。起初，人们还能以各自不同的经历、感受来诠释它，回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移的速度往往比我们以为的要快迅得多），它的影象模糊了，蜕色了，剥蚀了，人们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断地被冲刷、浸润及消融，失去了新鲜、真实和个性，而更多地带上了他人的、“公认”的甚至官方影响的痕迹。加之，我们还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之中，文化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就这样活生生地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整治得面目全非。
文物是修补破损历史的最好材料。但文物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复制着，修补着，──或者叫修改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石膏像，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在市场上销售、流通和翻炒，被一些怀旧的、猎奇的人们收藏；毛泽东的颂歌被重新演唱、剪辑，灌制成柔和缠绵的《红太阳颂》盒带，大量发行；样板戏也改头换面，成为一些联欢会、电视节目中颇受欢迎的段子。而文革时的许多流行语，包括毛泽东的名言，政治术语，特殊名词、口号、缩略语，民谣民谚，京剧和电影对白等等，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着，被作家写进小说和剧本，被老百姓极其鲜活地挂在嘴上，有些还被赋予新的内涵，或依其形式创造、组合出新的词语。一些人把它们统称为“毛氏话语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文物的“活化石”。　
从图书馆、档案馆里，可以找到当年正式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图片，如果找找关系，还可以查到某年某月印发至某一级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官方文件，对于我们领略历史可以被粉饰打扮成一副什么模样或许有好处，但不能让我们领略历史本身。谁都知道，历史是最经受不起粉饰打扮的。
在一个言论出版受到严密控制、高度极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被称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形态里，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大量发表而又不需经官方审批、不代表官方意愿的文字吗？
有，那就是大字报。
二、
第一张大字报起于何时，大概是很难考证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举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说是大字报。然而，赋予大字报以特定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流行于世界的专用名词，却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也不论我们是带着感情色彩还是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作为“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有专门政治含义的大字报，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认为“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求实行“大鸣大放”。毛泽东当即肯定这一要求：“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辩论、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法，简称“四大”。文化革命不过是将这“四大”推向极端和高潮罢了。
仔细说来，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和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才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形式。鸣放和辩论，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笔；用嘴叫“口诛”，用笔叫“笔伐”。即使不说中国是一个重文本传统的国家，仅从口舌与笔墨二者的份量来比较，后者也明显更具有空间堆积和时间持续上的优势。常言道：“口说无凭”，只有“笔写纸载”才不容忽视和抵赖。从大批判的实用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口舌转化为笔墨较难，笔墨转化为口舌较易（照本宣科即可），还可以无限反复地转抄、翻印、宣读和散发，在录音设备还只是少数新闻单位的专业器材的当年，“笔”的威力和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嘴”。因而实际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九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显然，宪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报这“一大”。鸣放和辩论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活动，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邻舍对骂，小俩口拌嘴，文坛上打笔仗，学术界的商榷，会议上的争执，法庭上的指控和辩护，议会的议案，选举时的论政，党派内外的矛盾，政治、军事和经济谈判，民事纠纷的调解，……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都可以统称为鸣放或辩论，由任何宪法来规定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