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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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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文刊《群众》8卷18期。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回忆鲁迅》。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这件事(指一日本教员上数学课时与学生发生争执/编者)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 

  ·在浙江两级师范时一次调解师生冲突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己要真懂。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这个植物是属于菊科,汉名叫一枝黄花嘛!为什么不懂装懂,乱批评呢? 

  ·与浙江两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那些学生有些是秀才出身,留着长辫子,他们中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自己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看上去很年轻。许多年长的学生,在背后偷偷地开玩笑:有时说,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有的说,我的孙子比他还大呢。……这些学生年纪虽大,但也很淘气。有一次上化学课,讲硫酸。我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很强,要是皮肉上蘸到一点,就会感到像被胡蜂螫了一样痛。……后来做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后头颈,叫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个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偷偷地在他的后头颈上点了一下,他痛得叫了起来。我赶快过去给这个学生搽药止痛。 

  另一次讲氢气,做氢气的点燃演示实验。我把烧瓶中的纯氢等等实验用品拿到教室里时,发现忘记了带火柴,就回到办公室去拿。我离开教室时,关照学生千万不要放空气进烧瓶,否则点火时烧瓶要爆炸的。我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但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演示实验。我把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啪”的一声,烧瓶爆炸了。我的双手炸伤了,鲜血淋漓,溅在点名册、讲桌和自己的衣服上。……可是此刻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只怕学生受伤,那就不是手受伤,而是脸部受伤了。我急忙扫视一下学生,这才放了心。——原来前面两排的座位都空着。原来他们放进了空气,都后撤了。 

  可见这些年长的学生,对我这个青年教员讲的话,是既不相信又相信,因为不相信,所以要试一试;因为相信,所以要在别人身上去试。 

  ·与俞芳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无须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炸了;否则不相信,认定不会烧,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鲁迅在杭州》,文收《西湖》文艺编辑部编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 

  1911年春,鲁迅与绍兴府中学堂师生摄于禹陵。 

  在绍兴府中学堂 

  我回国后在本乡(绍兴)的学校里服务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学校和家里各在一端,夜里黑暗而静寂。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墓之间的。某天晚上,在学校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呢?我选定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见从正对面有白东西毫不做声地走近来了,他渐渐变为矮小向我这边拢来,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相信鬼类的东西,但也觉得害怕,这里——跳动起来了。我想:还是回头走呢?或者怎么办呢?但我不管心跳,仍旧向前去了……白东西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怒喝道:“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之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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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不是畜生,是学生
作者: 吴作桥

  ·与池田幸子的谈话,录自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迅》,文刊《作家》2卷2期(1936年11月25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著,生活书店1941年初版《回忆鲁迅先生》。 

  迟剪早剪,没有什么问题,早剪固然好,迟剪一点也无所谓,主要从实际行动中表现自己的态度。 

  我对于剪辫子没有什么话要说,一切由你们根据自己的思想决定。 

  ·与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的谈话,录自周冠五《鲁迅轶事见闻记实》,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乡友忆鲁迅》。 

  “不是畜生,是学生。”(省里派来差员到绍兴府中学堂视察,开口闭口称“你们这种学生”,差员是北方人,学生听不懂,以为他说的是“你们这种畜牲”,所以去问鲁迅,鲁迅予以纠正/编者) 

  ·与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的谈话,录,自《吴耕民先生的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 

  你怕了吗?你看,逃掉的是满清官吏,我们为什么要逃?勿要自慌自。 

  ·与宋崇厚的谈话,录自宋崇厚回忆,裘士雄整理的《鲁迅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文刊《宁波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 

  “冷僧(张宗祥的字/编者),我真利害,从强盗(指王金发/编者)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回忆鲁迅先生》,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 

  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钱只这么一些,但山会(山阴与会稽/编者)两县难道办个师范还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 

  ·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1962年12月19日《文汇报》。 

  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只要大家遵守校规就是了。 

  ·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1962年12月19日《文汇报》。 

  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没有出去过?为什么我们校内这许多学生,单单只叫你们几个人?你们是师范生,是做学生的榜样的。如果我开除了你们,你们自己的名誉也要受影响,以前吃的饭钱还要向你们算还。再有几个月你们就要毕业了,我实在替你们可惜。只要你们能改,这次不给你们处分。你们回去把这次错误记一篇日记。 

  ·对山会初师夜间外出学生的谈话,录自张能耿《鲁迅亲友谈鲁迅》,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 

  没有钱,怎么办学校呢,我也不会变出钱来,更不会送去。 

  我赶快办交代,一切账目都算清,结余一角五分钱,一同连学校交出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7月《文阵丛刊:水火之间》5卷1期。 

  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 

  “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与阮和森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故居和藏书》,文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在北京 

  那时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弹压。谁要是批评政府什么,立刻就会被特务逮捕,当然,抓去的人是决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捕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特务呀。我原来就喜欢拓本、绘图等,为了逃避这种危险,除了拓本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说了。家里有客人来访,就只说些拓本的事;在旅途中与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脑袋还联着身体哩! 

  ·与仓石武四郎的谈话,录自仓石武四郎作,陆晓燕译,尹绍汤玉校《鲁迅的追念》,文刊日本大安出版社1966年10月版《大安》12卷10期。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宗圣会社’(在太原文庙设的尊孔组织,始名宗圣会,后改名为“洗心社”。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赵戴文/编者)这个名称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内容是一篇八股文(指山西呈报教育部的请求批准成立宗圣会社的呈文,文系八股体/编者),可笑得很。” 

  (冀贡泉说:此呈文作者不像山西人。) 

  “细细打听一番,不要怕给山西人出丑,出丑是中国人的。” 

  ·与冀贡泉等的谈话,录自冀贡泉《我对壮年鲁迅的几点印象》,文刊1959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马裕藻说起为北大担任教授,我还没有决定,答应。 

  一个人一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文刊1940年9月1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 

  忙到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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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帮凶
作者: 吴作桥

  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我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指张凤举、徐耀辰/编者)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我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我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许广平忆鲁迅》。 

  自己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事无成。许多有成就的人,往往不到四十岁时,就做出成绩来了。(鲁迅这里是谦虚,其实鲁迅36岁时便已发表了《狂人日记》,从此而名满天下/编者) 

  ·与俞芳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我写的卡片(指俞芳、俞藻的地理作业卡片,她们求鲁迅填/编者)受到你们老师称赞了吗?真是不胜荣幸之至,不胜荣幸之至。 

  ·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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