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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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指国民党/编者）弄完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对待学生也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手段。”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指上海内山书店附近一栋灰楼/编者）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眼下的中国，没有认真的教育家，也没有认真的学生，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自己也曾日夜苦闷自己孩子成长时期的教育方法。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原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二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北冈正子《关于〈上海日报〉所载须藤五百三〈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　

　　■政治、经济　

　　总说　

　　名叫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种种，有只在口头上谈谈的，有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为的实行和抽去了战斗精神，而只为的谈谈，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倘若不是一切做的都和工农大众的利益相关，不身为工农阶级的战斗之一员，那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　

　　迅》，文收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友敌应该分得非常清楚，奸细应当用适当的方法肃清出去，这些比狗都不如，简直可耻到极点了。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　

　　——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救国时报》。　

　　不怕牺牲，勇敢，都是革命成功的要素；但没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就要流于所谓“蛮干”。革命的目的不变，战斗的策略是可以变的，这就需要领导！此外也需要坚持、韧战……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种赶浪潮的人本想靠马克思主义给自己找出路，一看走这条路有危险，马上就要靠反马克思主义卖身投靠了。嘿嘿！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它》，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指“左联”借一个大厦三楼开会时左侧楼梯/编者）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与勃加莫洛夫的谈话，录自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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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政治、经济
作者：　吴作桥

　　“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比喻卖图书，字画之类/编者），再变则为蛀木虫（指卖木器、房产之类/编者），三变则为大虫（指卖去家奴婢，“大虫”喻虎，指伤人/编者）。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就像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经变成了虚无的梦幻。”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西》，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晓得可是事实（指1931年一学生竟抱怨自己是学生出身）。其实，倘是革命的，负责而切实地工作，那效果总是归于革命的，被骂为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耻。就是一个道地的工人罢，但假如是一条懒虫，或竟是一个“叛徒”，那不也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工人出身的作家，倘有，如果自身不强，也会被这一批人一哄，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要消除此气分（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编者），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　

　　·与李桦的谈话，录自李桦《鲁迅先生怎样指导　

　　我们学习》，文刊1949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所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工作还是思想的工作，但文化运动只是实际革命运动的一翼，新文化本身的建树必须在新社会产生以后，现在是一切用于推倒旧社会，不能不是一切为着现在的战斗。……文化工作不能独立，也无所谓永久性，但决非退到旁边；倘若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第三种人”或是被遗弃的“零余者”，那便自然要显得可怜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其实，革命不仅是工人和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知识分子的唯一的出路。但比较起来，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个人的暂时的出路，而工人和农民则完全没有。但加入到战斗以后，也就和大众利害一致了，实在也只有进，没有退的了。这都是事实问题。……其实，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生存和发展的路呢？……血流得这样的多，被压迫大众的生活是这样的状态，……在这些上面，利害总是一致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从前绍兴有一个读书人，评论文章的好坏时说：“天下文章，算我浙江，浙江文章，算我绍兴，绍兴文章，算我家兄，家兄的文章，还要我批改批改呢！”是啊，他的文章最好。　

　　·对俞芳讲的一则笑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早上坐着人力车去教育部上班，路上遇到北大的某教授，他坐着人力车迎面过来。平时这位教授和我只是“点头之交”，那天这位教授却意外地热情，叫自己的车停下，同时招呼我的车也停下来，好像见到了老朋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似的。我只得莫名其妙地停了车。这位教授下车后慌忙走向我，并从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我，一面连声向我道歉，说：“昨晚我带的钱少，付不出现金，真对不起你，请你点一点，数目对不对？”我连忙把钱还给他，同时说：“教授，你弄错了。”这位教授误认为数目不对，忙问：“少了多少？”我还是这句话：“教授，你弄错了，你没有欠我钱。”这位教授认为我客气，不肯收钱，就略带责备又自责的口气说：“周先生，你这样不好，我们打牌前，就说清楚的，是‘真刀真枪’的；只怪我自己带的钱少了些，我事前也没想到昨天赌运这样不好，以致欠了债。……你不要过意不去，过两天我们还可以再来过的……”我这才明白这包钱原来是这位教授欠下别人的赌账，看来他一夜没睡糊里糊涂，竟记错了债主。我耐心地告诉这位教授说，自己从来不打牌，对这玩艺儿没兴趣，因此无从作“赌账”的“债主”。教授听了这番话，敲敲自己的脑袋，醒悟过来了。他承认自己记错了，连连向我道歉、告别。　

　　当然是真事。这种教授，打牌熬夜，弄得神志不清，连赌帐都还错了人，真是在“发昏”。　

　　·对俞芳讲的一则笑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曹操虽外示仁义，终容不得弥衡一顿臭骂。”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再说这精彩的一幕（指章太炎以袁世凯赏的大勋章作扇坠，在总统府会客室如坐茶坊酒肆/编者），如在今日演出，莫说太炎先生只一个脑袋，有一百个也……所以连袁世凯也不可多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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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与黄苹荪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他身为民国的大总统，但做着“皇帝”的梦，到了第四年（指1916年/编者）终于废共和，立帝制，做起皇帝来，当时辛亥革命的元老蔡锷将军，被袁世凯困在京都，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假装成一个壮志已消的风流将军，终于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到云南宣告独立，树起了反袁的第一面旗帜。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据说在会上，人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袁世凯面前放着一盘馒头，一面开会，一面揪着馒头往嘴里送，等到会议开完，不知不觉地把一盘馒头都吃进肚里了。以后就一病不起，皇帝的美梦才做了五十天就一命呜呼了（周建人先生这里说得不确。袁世凯是1915年12月23日即“中华帝国”皇帝位，接受百官朝贺，1916年3月22日被迫退位，实是做了整整100天的“皇帝”；如从1916年改元“洪宪”算起则是做了81天皇帝/编者）。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鲁迅诞生百年感言》，文刊1981年第3期《绍兴师专》。　

　　“毛壮侯（当时北京《劳动文艺周刊》编辑/编者）主张出专号（指为孙中山逝世而出《劳动文艺周刊》专号/编者），大固不可必。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纪念或欢迎文章，是可以登载的，中山先生虽不是文艺家，更不是劳动文艺家，但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功勋，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欢迎的。那么：对于中国劳动者，介绍一下中山先生，不是应该的么？胡也频他们（孙中山北上时，毛壮侯主张出欢迎专号，胡也频等人以孙中山与劳动文艺无关，反对出《劳动文艺周刊》专号/编者），也太重视文艺二字了。这定是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当。”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许广平文集》。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欢喜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大家都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马蹄疾著，知识出　

　　版社1996年版《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石曾先生（即李煜瀛，字石曾，曾是“同盟会”成员/编者）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种办法（指为制止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闹学潮，李提出不接收有党派的学生/编者）我却反对。革命不能不估计牺牲，因革命是为拯救大多数。牺牲少数，自然可以，若牺牲多数，所解放者，仅是少数，那我一向是不赞成的。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桂林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