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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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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指国民党/编者)弄完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对待学生也只有用这种野蛮的手段。”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指上海内山书店附近一栋灰楼/编者)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眼下的中国,没有认真的教育家,也没有认真的学生,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自己也曾日夜苦闷自己孩子成长时期的教育方法。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原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二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北冈正子《关于〈上海日报〉所载须藤五百三〈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 

  ■政治、经济 

  总说 

  名叫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种种,有只在口头上谈谈的,有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为的实行和抽去了战斗精神,而只为的谈谈,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倘若不是一切做的都和工农大众的利益相关,不身为工农阶级的战斗之一员,那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 

  迅》,文收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三联书店1973年版《我在旧中国十三年》。 

  友敌应该分得非常清楚,奸细应当用适当的方法肃清出去,这些比狗都不如,简直可耻到极点了。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 

  ——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日《救国时报》。 

  不怕牺牲,勇敢,都是革命成功的要素;但没有明确的政纲,正确的策略和领导,就要流于所谓“蛮干”。革命的目的不变,战斗的策略是可以变的,这就需要领导!此外也需要坚持、韧战……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种赶浪潮的人本想靠马克思主义给自己找出路,一看走这条路有危险,马上就要靠反马克思主义卖身投靠了。嘿嘿! 

  ·与张友松的谈话,录自张友松《鲁迅和春潮 

  书局及其它》,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 

  “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指“左联”借一个大厦三楼开会时左侧楼梯/编者)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与勃加莫洛夫的谈话,录自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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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政治、经济
作者: 吴作桥

  “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蠹鱼(比喻卖图书,字画之类/编者),再变则为蛀木虫(指卖木器、房产之类/编者),三变则为大虫(指卖去家奴婢,“大虫”喻虎,指伤人/编者)。 

  ·与徐梵澄的谈话,录自徐梵澄《星花 

  旧影》,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就像蒋介石已经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一样,资产阶级文人的意识已经变成了虚无的梦幻。” 

  ·1933年5月22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西》,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 

  不晓得可是事实(指1931年一学生竟抱怨自己是学生出身)。其实,倘是革命的,负责而切实地工作,那效果总是归于革命的,被骂为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耻。就是一个道地的工人罢,但假如是一条懒虫,或竟是一个“叛徒”,那不也还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工人出身的作家,倘有,如果自身不强,也会被这一批人一哄,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要消除此气分(指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编者),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 

  ·与李桦的谈话,录自李桦《鲁迅先生怎样指导 

  我们学习》,文刊1949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时是看不清他的主意的所在的。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所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工作还是思想的工作,但文化运动只是实际革命运动的一翼,新文化本身的建树必须在新社会产生以后,现在是一切用于推倒旧社会,不能不是一切为着现在的战斗。……文化工作不能独立,也无所谓永久性,但决非退到旁边;倘若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第三种人”或是被遗弃的“零余者”,那便自然要显得可怜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其实,革命不仅是工人和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知识分子的唯一的出路。但比较起来,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个人的暂时的出路,而工人和农民则完全没有。但加入到战斗以后,也就和大众利害一致了,实在也只有进,没有退的了。这都是事实问题。……其实,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生存和发展的路呢?……血流得这样的多,被压迫大众的生活是这样的状态,……在这些上面,利害总是一致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从前绍兴有一个读书人,评论文章的好坏时说:“天下文章,算我浙江,浙江文章,算我绍兴,绍兴文章,算我家兄,家兄的文章,还要我批改批改呢!”是啊,他的文章最好。 

  ·对俞芳讲的一则笑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早上坐着人力车去教育部上班,路上遇到北大的某教授,他坐着人力车迎面过来。平时这位教授和我只是“点头之交”,那天这位教授却意外地热情,叫自己的车停下,同时招呼我的车也停下来,好像见到了老朋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谈似的。我只得莫名其妙地停了车。这位教授下车后慌忙走向我,并从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我,一面连声向我道歉,说:“昨晚我带的钱少,付不出现金,真对不起你,请你点一点,数目对不对?”我连忙把钱还给他,同时说:“教授,你弄错了。”这位教授误认为数目不对,忙问:“少了多少?”我还是这句话:“教授,你弄错了,你没有欠我钱。”这位教授认为我客气,不肯收钱,就略带责备又自责的口气说:“周先生,你这样不好,我们打牌前,就说清楚的,是‘真刀真枪’的;只怪我自己带的钱少了些,我事前也没想到昨天赌运这样不好,以致欠了债。……你不要过意不去,过两天我们还可以再来过的……”我这才明白这包钱原来是这位教授欠下别人的赌账,看来他一夜没睡糊里糊涂,竟记错了债主。我耐心地告诉这位教授说,自己从来不打牌,对这玩艺儿没兴趣,因此无从作“赌账”的“债主”。教授听了这番话,敲敲自己的脑袋,醒悟过来了。他承认自己记错了,连连向我道歉、告别。 

  当然是真事。这种教授,打牌熬夜,弄得神志不清,连赌帐都还错了人,真是在“发昏”。 

  ·对俞芳讲的一则笑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曹操虽外示仁义,终容不得弥衡一顿臭骂。”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再说这精彩的一幕(指章太炎以袁世凯赏的大勋章作扇坠,在总统府会客室如坐茶坊酒肆/编者),如在今日演出,莫说太炎先生只一个脑袋,有一百个也……所以连袁世凯也不可多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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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与黄苹荪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他身为民国的大总统,但做着“皇帝”的梦,到了第四年(指1916年/编者)终于废共和,立帝制,做起皇帝来,当时辛亥革命的元老蔡锷将军,被袁世凯困在京都,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迫害,假装成一个壮志已消的风流将军,终于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到云南宣告独立,树起了反袁的第一面旗帜。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据说在会上,人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袁世凯面前放着一盘馒头,一面开会,一面揪着馒头往嘴里送,等到会议开完,不知不觉地把一盘馒头都吃进肚里了。以后就一病不起,皇帝的美梦才做了五十天就一命呜呼了(周建人先生这里说得不确。袁世凯是1915年12月23日即“中华帝国”皇帝位,接受百官朝贺,1916年3月22日被迫退位,实是做了整整100天的“皇帝”;如从1916年改元“洪宪”算起则是做了81天皇帝/编者)。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鲁迅诞生百年感言》,文刊1981年第3期《绍兴师专》。 

  “毛壮侯(当时北京《劳动文艺周刊》编辑/编者)主张出专号(指为孙中山逝世而出《劳动文艺周刊》专号/编者),大固不可必。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纪念或欢迎文章,是可以登载的,中山先生虽不是文艺家,更不是劳动文艺家,但中山先生创造民国的功勋,是值得纪念,也值得欢迎的。那么:对于中国劳动者,介绍一下中山先生,不是应该的么?胡也频他们(孙中山北上时,毛壮侯主张出欢迎专号,胡也频等人以孙中山与劳动文艺无关,反对出《劳动文艺周刊》专号/编者),也太重视文艺二字了。这定是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当。”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许广平文集》。 

  “秋瑾姑娘很能干,有话当面说,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有不少人怕她。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欢喜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所以大家都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马蹄疾著,知识出 

  版社1996年版《鲁迅生活中的女性》。 

  “石曾先生(即李煜瀛,字石曾,曾是“同盟会”成员/编者)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种办法(指为制止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闹学潮,李提出不接收有党派的学生/编者)我却反对。革命不能不估计牺牲,因革命是为拯救大多数。牺牲少数,自然可以,若牺牲多数,所解放者,仅是少数,那我一向是不赞成的。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桂林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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