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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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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z）、马特·林赛（Matt Lindsay）、吉姆·米勒（Jim Miller）约翰·穆尔（J0hn
Moore）、马克·波利（Mark Pauly）、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鲍勃·托利森（Bob Tollison）、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和汤姆·威利特（Tom Willett）。这些人都是“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学派”的产物。用不着我详述，仅列出这些名字就足够了。弗吉尼亚首创精神获得了成功。
回首过去，在硕果累累的“夏洛茨维尔十年”间，高等学府内外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直经历着变化。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知识一道德一情感的动力．大约在50年代达到高峰。到了60年代中期，这种动力便逐渐丧失。稍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在60年代初达到顶点，而在这10年的后半期，国家对经济的有效调节已不复存在。
我们这个学科中的统制经济论者，有的思想失去原来色彩而趋向中庸，有的则加入了鼓吹爱情与和平的磨皮士的行列。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由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师生提出了值得尊敬和注意的思想，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思想污染。人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和制度对经济运行约束的重要性。所有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公共选择——这三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分支学科出现了，就广义而言每一分支都从政治经济学派生而来，并且每一分支都能从弗吉尼亚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
可是，弗吉尼亚大学这种富有生气和个性的计划注定不能在这10年后长久保持下去。尽管它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毕竟与弗吉尼亚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学术思想大不相同。就在这种研究生培养计划因为大获成功而受到外界广泛赞扬的同时，大学内部开始有人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它。我回想起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个时刻是，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的杰克·格利（Jack
Gurly），大约在1963年或是196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说，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比起美国其他大学的研究生的论文更令人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时，并且是背着我和沃伦，大学当局通过一个其明确目的就是要抵销中心的“政治动机”的委员会，在1963年对我们的计划组织了一次秘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把经济系说成是“强硬地坚持一种片面的观点”，并声称这种观点是“19世纪的极端保守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与经济系和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那个委员会接着推荐了具有“现代观点”的经济学家给大学当局加以任命。
到60年代中期．已经加入正统学术思想行列——尽管为时已晚——的弗吉尼亚大学与SO年代相比巳大不相同。在1964年至1968年这4年时间里，大学当局未作任何努力来挽留我们这个有幸建立并获极大成功的研究一教育机构的成员。通过一种有意忽略甚至是积极鼓励的方针，这些学者被允许转到其他大学。至1968年，科斯、温斯顿、图洛克及我本人都已转到别的大学。到1969年，沃伦·纳特与其说还是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家，还不如说已成为一个实干的政治经济学家了。
到此．我的这些必要的自传性叙述不再同沃伦·纳特有直接联系了。在我于 1968年离开夏洛茨维尔以及他于1969年进入国防部后，我几乎不再看到他了。因此对沃伦·纳特返回学术界后在大学里同利兰德·耶格尔、威廉·布雷特及其他人继续进行的持续了70年代整整10年的斗争，我就不可能作证了。可是在我同沃伦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我感到我们长期坚持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一致意见并无任何改变。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我们认为在本学科中所应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为此我感到，继续阐述我对1968年以后政治经济学发展动向的个人见解是适当的。
四 公共选择一新弗吉尼亚学派：1969—1982年。
依上所述，“公共选择”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立分支学科出现的，它在 60年代初发端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1963年10月，我和图洛克在夏洛从维尔老常青藤旅店建立了公共选择学会。6年后我和图洛克重返弗吉尼亚，这次我们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建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
与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相比；这个新中心的目标稍窄。经验问我们表明，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作出理性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我们发现，公共选择理论总的来说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见第3章），它却为社会科学家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远景，他们中有些人是决不可能受传统的僵硬的价格理论的影响的。公共选择在高等学府内外更为广泛的知识界迅速获得声誉。我们在布莱克斯堡的计划一开始便得到马歇尔·哈恩（T·Marshall Hahn）的令人鼓舞的行政领导，以一种不同于早期夏洛茨维尔计划的方式取得了成功。研究生们纷纷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们中许多人现在分散在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并正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将公共选择理论推向前进。不过，也许这一计划最引人注目的效果，是反映在70年代10年间公共选择理论的国际化上。公共选择作为“新政治经济学”出现在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成为世界各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的向往之地。
然而，与 1O年前的夏洛茨维尔中心的情形相仿，公共选择理论如同其渊源于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一样，对于那些其成员在当代高等学府中居影响地位的正统学派来说，显得太不正统，太与众不同，的确也太成功了。1982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如它之前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心一样，成为它自己成功的牺牲品。1982年开始新的历程。一项决定将整个中心（教研人员、工作人员、各种设施）并入乔治·梅森大学。
五 1982年的非正统观念
我再次为只有少数读者才感兴趣的过于详细的自我介绍表示歉意。不过我详述这些经历有更大的目的。我要把我和沃伦·纳特在 1957年所面临的挑战，同寻求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在8O年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对照和比较。
我在前面说过，在1957年的学术界里，人们的思想状态是统制经济论和反自由社会主义。在经济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失灵，以及通过与一种完全是杜撰和理想化的结构进行对比来说明市场失灵的观点，被广泛用来证明政府干预是正当合理的。他们认为，就业、产量和价格水平方面的宏观失控原因仅在于老派政治家们没学过凯恩斯主义政策课。可以回想起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公债已使孙子一代背上沉重的负担时，经济学家们是如何轻蔑地加以嘲笑的。
要对 5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态度作出批评是容易的。但我们也要给予他们以公正的信任。他们犯的错误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事后这么说。但他们对各种思想感兴趣，并且认为这些思想是重要的。他们不是骗子，并且不是共同体中的有意的寄生虫。
四分之一世纪是很长的时间。但学术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家们从 50年代那种思想形式中摆脱出来，却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现在情形确实好转了，反自由的社会主义已经几乎消失。即便根据最广泛的定义来讲、在1982年能包容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经济学家也只占极小部分，并且他们几乎不能再控制任何课程计划和基金会了。50年代居统治地位的统制经济理论已经消失，但尚无具有相等抵消作用的思想取代其地位。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变成了“科学”；但我给科学这个词标上引号以示贬意。 80年代付诸实践的经济学，是一门没有最终目标或意义的“科学”，它使自己成为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的俘虏，而没能保持技术工具始终处于为它所用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以一种不同于5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方式，忽视了本门学科中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动机是非正常的；他们似乎成了思想阉人。他们的兴趣是在他们所研究的模型的纯学术性质上，并似乎从只与他们的乌托邦相关的命题的证明发现中获得极大乐趣。
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学术成就，并且我丝毫不怀疑那些用与我称呼我的学科相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学科的现代“科学家”们的辉煌才华。我只是惋惜这种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的浪费。学术成就是要支付巨额资源成本的，在承担这种资源成本时机会成本是以所放弃选择的预期收益来衡量的。在现代经济学里，被牺牲掉的是对市场过程原理的理解；以及对市场过程与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制度环境的关系的理解。换言之，我们今天大多数研究生院的教学大纲所称的为掌握现代经济学工具而进行的学习，放弃了对带有古典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培养受过严格训练并具高度才能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学科的整个目的一无所知。这些研究生院没有感到负有道义责任，向他们的学生输送和传播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能使人理解到，一个自由人社会如按市场过程组织起来就可以避免公开冲突并同时以尚过得去的效率使用资源。
我们这些要努力恢复政治经济学作为本门学科的中心研究课题的正确地位的人，现在所面临的任务与 50年代时大不相同了，并且在许多方面也困难得多。社会主义思想所占据的地盘，已部分为累积历史经验的简单观察所排挤，这种累积历史经验最终会对人类意识产生作用，就是那些长久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也不兔受它的影响。我们早期某些逐渐灌输对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基本原理的理解的努力之所以成功，只是由于30年的历史过程取得了胜利。当然，说这些历史过程胜过了那些学术争论，并不否认那些学术争论与我们的成功存在密切关系。公共选择理论把类似于早期市场失灵的一个智力卓越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失灵，看作是对福利经济学的讥刺。但关于政府干预失灵的一般见解，更直接受到对实际失败的简单观察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 80年代对经济学的渊源——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较少是思想上的更替而更多的是方法论方面的革命。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奇怪境地：我们中有些人试图确定在经济学说史头一个半世纪中已确定的中心研究课题，这些人现在成了方法论的革命者。
由于那些只受过部分训练的数学家们对数学的真正敬畏，我们的任务变得困难了。因此，有必要设法了解在这些完全不理解经济过程的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敬畏是怎么引起的，它为什么会创造出如此严重的低劣复杂性。为何真正的数学大师对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并没有感到敬畏？这种单方面敬畏的终极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不对称的出现，是因为 2O世纪，尤其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确实（几乎是悄悄地）发生了革命。一旦“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并且这种研究是寻求在既定的需求、资源和技术约束下的极大化或最优化解决办法；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数学观点的陷阱。按照数学观点，我们必须听从于我们中那些熟练掌握了唯有深奥的现代数学才能提供的工具和技术的人，我们中那些不懂“海赛加边矩阵”的人成了笨伯，我们被迫感到是平庸和二流的；被8O年代主流派学者们甩到了身后。
可是，我们是可以对经济学中数学观点的基本承诺提出挑战的，并且在数学观点范围之外，我们对数学家没有必要比对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感到更令人敬畏。同这些专家们相对，我们坦白地承认，我们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干并且已经干了不同的工作。因此数学家们也是如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革命必须摆脱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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