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的权利以及背叛的结果--再谈舒芜

　　祝 勇说长论短　　近来关心舒芜的人又多了起来。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至二○○○年一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绿原、朱健、朱正、余世存等几代文人先后在《文学自由谈》《书屋》等刊撰文专门谈论舒芜，看来舒芜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忘掉的人物，这倒有点叫人嫉妒。笔者也是从一九九九年开始对舒芜个案进行研究，并撰写了两万字长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发表在该年第六期《黄河》双月刊上。然而有趣的是，以上这批文章都是在作者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完成，又颇富戏剧性地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集中发表的，整个过程仿佛受到了某种神奇的暗示。人们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舒芜，也许传达出某种耐人寻味的讯号。　　当舒芜在一九五五年那个春天，为着一个很简单的目的——供编辑核对他的文章《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用，将胡风的信件整理好交给人民日报社编辑叶遥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一下子成了暴露在历史视野里的一个孤独的目标。他本来是想做一件和许多人一样的事，那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融入到整个时代的洪流中去（这样的打算，胡风也有过，只是因为被周扬逼得无奈，才写了三十万言书），然而他却意外地发现，当他将自己的热忱全部交付出去的时候，人群一下退远了，包括他想投靠的那个群体，都一下子变得陌生，只留下他一个人，暴露在人们的射程之内。此后半个世纪，无论风云几何，他都被视作异类。他也未幸免地进了牛棚，他从不提牛棚的事，他对“胡风集团”的命运感到内疚，他的命运，我只在零星的书籍上，如他的同事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读到过。不过后来，他被知识精英们视作研究知识分子人格的反面教材，成为叛徒、犹大、告密者、倒戈者、卖友求荣者的代名词，倒是笔者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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