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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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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绥远抗战胜利,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平全市的游行队伍共分为三路,东城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合编为第一路,由北京大学领队。北大学生会接到通知后,立即发动同学们参加游行。为避免游行队伍一出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这次我们采取了分散出发,到约定地点集合的战术。
12月12日早晨,天还不亮,各校门口就布满了武装军警,准备把学生队伍堵在校内,不准外出。但直到太阳高升,军警也没有发现学生队伍的踪影。8点钟左右,那些在马路边、小胡同里,溜溜达达的学生,一声号令,就集合成游行大军。高呼口号,齐声歌唱,使得军警博然不知所措。三路大军在东皇城根会师后,便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路通宋哲元坐在小汽车里,学生就把汽车包围了,要求宋哲元出来接见。宋迟疑不答。学生们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冀察!”并把一些传单递给宋哲元看。最后,宋哲元答应:下午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
放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大队继续游行。中午12点多钟,各路游行队伍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大操场集合。正在召开大会,忽然接到北平市内六区警察署(在北大附近)传来的通知:下午宋哲元在景山公园接见学生并发表讲话。游行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整队前往。
下午1点多钟,我们北大的游行队伍首先进入景山公园,其他各游行队伍相继到达。共到学生约五干多人。北平市当局派人送来包子、开水;但学生们没有吃,也没有喝。下午两点多钟,大批武装军队开进景山公园,沿红墙内侧布岗。学生们有些惊疑,要向外冲。指挥部的同志高喊:镇静!镇静!是凶,是吉?有些人仍在猜疑。直到下午5点左右,北平市长秦德纯才来到会场。他说:宋委员长到西山开会去了,他代表宋委员长和同学们见面。他发表了简单的讲话,表示愿意抗日,但要大家不要对外声张。大会主席团提出几项关于抗日救亡的要求,秦德纯一一答应。其中有一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秦说:今天就办。全体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军长抗日!”“拥护29军抗日!”等口号。大会结束。
当学生队伍步伐整齐、气势雄壮,走出景山大门时,站岗的士兵向学生敬礼!学生们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这时,天色已黑,各队学生在返校途中,仍然高呼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抒发胜利愉快的心情!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取得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937年6月中旬,我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山东省教育厅介绍我到省立第五中学(当时该校设在临沂县)教物理,但我不想离开北平。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前途问题。我有两种打算:如果抗日战争爆发,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如果中日暂时打不起来,听说到秋天,清华大学要召考公费留美学生,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至于职业问题,我并不发愁,在北平有关中学,找几个钟点课教一教,就可以吃饭。
从1937年6月28日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学生,在西山大觉寺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实行军事编组。北大同学杨雨民任司令、宋尔纯(宋应)任政治部主任、孙兴诗(孙思白)任第二大队长……。夏令营的课目:除学术讨论、名人讲演、时事政治以及各种游艺外,还请了红军老干部袁也烈同志讲游击战。当时,我在城内某中学兼课,不能用全部时间参加夏令营。为了学习游击战知识,我专程到夏令营,听袁也烈同志讲课,从而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例如: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打游击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游击战的16字令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引诱和迷惑敌人的方法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根据我在夏令营学到的这点游击战常识。在抗战时期,我也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游击队。
l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在北京西南15公里)。守桥的29军,予以英勇还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炮,抗日战争爆发。
北大同学听到炮声,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誓作29军保卫北平的后盾。7月8日,北大学生会组织了几个慰劳队,分赴卢沟桥和城内伤兵医院,慰劳伤员。我带着一个慰劳队,到了东直门内陆军总医院。伤员们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腿上打着石膏;他们不顾伤痛,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战斗情况;并表示:争取早日伤愈,重回前线。学生和伤员亲切握手,互相鼓励!
7月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组成了战地联合救护队,到战地救护伤兵,我也参加了。抬进城内的伤兵,无处收容。在民先队的支持下,我们把北京大学第三院改为伤兵医院。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医药,一切全靠自力更生。
我去见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他表示大力支持。他说:学校的东西,医院都可以借用;炊事用煤、水费、电费,由学校负担。北大同学们把宿舍的床铺,抬到三院大礼堂,布置起一个简易病房。经人介绍,我到北平灯市口公理会,找到一位王大夫;他帮助我们募集到一批药品和米面;我们请他担任医务主任。我担任总务主任,执行院长职务。宋应同学担任担架队长,负责收容伤兵。医学院的同学负责医务工作,女一中等校的同学负责护理工作,北大同学负责后勤工作。这样,伤兵医院就成立了,开始收容伤兵。我们收容的伤兵,绝大多数是29军的抗日战士;少数是原驻通州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部反正时,被日军打伤的保安队员。北大同学刘江陵、朱穆之、宋尔廉、汪洪文、白文治、孙思白、徐世纶等,都积极参加了抢救伤兵的工作。
7月28日凌晨,日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向29军南苑兵营发起猛烈进攻,炮声隆隆,黑烟滚滚,战斗异常激烈。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28日夜间,29军撤退,北平沦陷!
日军尚未进城,我们继续抢救伤兵。8月5日,听说日军要进北平城,我们把伤兵转移到安全地区。8月7日,平津铁路恢复通车,我和刘江陵、朱穆之等几位老战友,登上火车。我们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告别北平:可爱的北平,愿你无恙,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三 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3.为反对国民党解散南京平津同学会我们被逮捕
4.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概况
5.我党在战训班中领导的斗争
6.奔赴抗日战场
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9.深入日本统治区策动汉奸部队反正
10.为抗战救灾查勘黄泛区
11.为争取抗战胜利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
1.脱离日寇控制辗转到了南京
我们告别北平的目的,是要脱离日寇统治区,奔赴抗日战场。到了天津,日军正在集中兵力,沿津浦铁路南犯。天津到济南的火车不通。我们便搭乘一艘英国轮船,准备赴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船长(英国人)怕冒风险,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坚决反对。船上坐了500多名北平学生,大家选出刘江陵、何礼、谢云晖、葛佩琦、袁汝镛等同学,组成指挥部,与船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我们向船长提出警告:如果你一定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就先把你扔到海里去。因为船再开回天津,我们这批中国学生,就可能遭到日本人杀害。最后船长答应:将船开到烟台。
到烟台下船后,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总算脱离了日寇的控制。这时,同学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赶快投入新的战斗。
我们从烟台坐小火轮,到了虎头崖。下船后,同学们背着行李,步行20多里,到达山东掖县的沙河镇。此处离我的家乡平度县,近在咫尺。有的同学劝我回家看看。我说,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抗日如治洪水,我怎么能一过家门就回家。
我们男女同学约300人,在沙河镇住了三天,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向群众讲了卢沟桥抗日的情况,教儿童唱救亡歌曲,到处可以听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我们的食宿全由沙河镇商会供应,临走时,我和何礼到商会辞行,并要付给他们饭钱。那位商会会长说:“工农兵学商都是一家人,你们为抗日救亡路过此地,我们理应招待,不能收钱。”我们从沙河镇坐上驻济南部队向烟台运兵的回程汽车,到了潍县,转乘火车到了济南。
这时,济南已经汇集了大批平津学生。根据党的指示,民先队领导同志在济南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学北上到太原,支援山西的抗战工作;适合于留在山东工作的同学,就留在山东;另一部分同学南下到南京,开展南方的抗日救亡工作,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全面抗战。我和一批老战友到了南京。
2.我参加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我们到达南京之前,已有一部份平津学生流亡到南京,并于8月中旬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以下简称平津同学会)”。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到达南京后,平津同学会进行了改选。当选为执行委员的有: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刘玉柱、葛佩琦、谢云晖、吴承明、赵启海等同学。执行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当时国共合作虽然已经成立,但国民党仍然坚持片面抗战,不敢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平津同学会派何礼、吴承明和葛佩琦为代表,带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往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
蒋、汪两派都想争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为他们所用;但谁也不同意分配我们上前线工作。经过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为我们这批平津学生安排了食宿,女生住在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男生住在市第二和第八中学。对于愿意回家或复学的流亡学生,教育部发给车船票和两元零花钱。汪精卫的妻子送给同学会背心、裤衩、牙刷、牙缸、毛巾、洗脸盆各500件。我们把这些东西转送到伤兵医院,慰劳了伤兵。
在这里我来谈谈往访汪精卫的情况。汪精卫住在南京孝陵卫。离他的住宅约半里地,设置了第一条警卫线;他的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和何礼、吴承明三人,第一次往访汪精卫,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就被哨兵挡住了。我们拿出平津同学会的证明信,说明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哨兵以警惕的目光,打量了我们一番,说:不准通过,没有党政机关的证明文件,谁也不能通过。我们扫兴而归。第二天,我们三个换上西服,坐上一辆租来的汽车,再次往访汪精卫。汽车到了第一条警卫线,哨兵不但未盘问,反而订了一个“立正”,我们就通过了。汽车到了汪精卫的大门口,卫兵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领到接待室。
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接待人员说:汪主席已经“公出”。我们把平津同学会写给汪精卫的信和《上政府意见书》交给接待人员。他说:一定呈给汪主席。时过数日,平津同学会接到汪精卫的复信,大意如下:
平津同学会公鉴:暴敌肆虐,平津沦陷,大好山河横造蹂躏(以上是原文)。诸位同学,爱国心切,辗转来京,请缨抗的。兆铭(汪精卫的名字)展阅大函,无限敬佩。请派代表于八月()日()时,来中央政治委员会一叙。 汪兆铭(签名)
我们八九名执行委员代表平津同学会,按约定时间前往。汪精卫亲自接见了我们。问寒问暖,笑容可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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