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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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洋洋得意。

图里西·科隆纳推测这个帮派大约有20年的历史。他们在各地吸收成员，他们中间有聪明的农民、巴勒莫附近庄园的看守以及将谷物和其他重税商品从海关运出的走私犯，海关税收正是该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把偷来的牛从农村运给城市的屠夫时，帮派成员之间用特殊的信号来识别彼此的身份。帮派中，有些成员专门偷牛，有些成员专门运输牲畜并除去牲畜身上的烙印，还有一些从事非法屠宰。有些地方的帮派组织严密，受到控制当地政府的声名狼藉的党派的政治保护，它使任何市民感到恐惧。甚至于一些正直的人也求助于帮派，期望它能给乡村带来表面上的安宁。
受到对残暴腐败的波旁王朝的警察仇恨的驱使，这个帮派投身于1848年和1860年的革命之中。和许多暴徒一样，帮派成员对于革命有很高的热情，因为革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在混乱中打开牢房、烧毁警方记录、杀死警察和告密者。这个帮派希望一个革命的政府赦免那些被旧王朝“迫害”的人；会招募强壮的新兵组成新的民兵团，给推翻旧秩序的战斗英雄带来就业岗位。然而，1860年的革命并没有带来这些好处，新的意大利政府后来对这股犯罪浪潮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残酷镇压策略，反而促使这个帮派更加迫切地想要制造麻烦。
图里西·科隆纳的报告刚刚发表四个月之后，这个帮派就有了自己的名字，“黑手党”一词首次被记录下来。鉴于大家目前对黑手党的了解，图里西·科隆纳的描述令人觉得出奇地熟悉。他提到的“袋鼠”法庭〔※私设的或非正规的法庭，多用于惩罚同伙者。〕，在后来许多关于黑手党内幕的传说中都有出现；帮派成员集会决定违反帮规的人的命运——通常结果是死刑。图里西·科隆纳接着描述了帮派的忠诚法则和缄默法则，他使用的字眼听起来与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黑手党的知识竟然如此不谋而合：

按照它的规定，这个邪恶的帮派把任何接近军事警察并与之交谈的人视为“恶棍”，哪怕只是说句话、打声招呼而已，这样的“恶棍”将被处死，因为他们犯下了违反“谦卑”规则的滔天大罪。
“谦卑”包含对帮派的尊重和忠实。所有人都不允许作出任何直接或间接有可能会损害大家利益的行为。所有人都不允许向警方或司法部门提供任何有助于揭露任何犯罪的事实。
“谦卑”一词在英语中称为“humility”，在意大利语中称为“umilta”，在西西里语中称为“umirta”，这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单词。现在它被认为最可能是“omerta”的起源，“omerta”是黑手党的缄默法则，是它赋予势力范围之内所有人不得与警方谈话的义务。显然，“omerta”原本是一种服从法则。
图里西·科隆纳建议政府不要以“断头台和拷打”的统治手段来对付黑手党。相反，他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治安改革，他希望这些改革可以改变西西里人民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一场“二次的文明洗礼”。图里西·科隆纳在其叙述中流露出来的得体、狡猾、诚实与他谨言慎行的绅士风度恰好吻合。他是如此谨慎，甚至连他自己在前一年亲身遭遇的蓄意暗杀也只字未提。毕竟那只不过是加里波第起义后巴勒莫附近乡村所发生的众多暴力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图里西·科隆纳的谨慎意味着我们无从得知袭击者的身份、目的以及下场。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没活多久。
时隔12年之后，也就是1876年3月1日，来自托斯卡的两名富裕、品格高尚的年轻犹太知识分子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带着一位朋友和一位男仆来到巴勒莫，准备对西西里社会的现状进行秘密调查。此时正是格拉蒂医生写下备忘录一年之后。“mafia”（“黑手党”）一词在人们之间已经流传了十年之久，但是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人们还并不敢确定，如果它的确有什么含义的话。（甚至它的拼写也并不确定：19世纪时，“mafia”这个单词有时候被写成含有一个字母F，有时候又被写成含有两个字母F，意思却并无区别。）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都确信黑手党是一种危险的犯罪形式，并打算澄清环绕在其周围的众说纷纭的迷雾。
抵达西西里的第二天，松尼诺给朋友写信，请她帮忙写一封推荐信，将他们两个引见给博维西诺男爵、黑手党研究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

有人说他和黑手党有瓜葛，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想听听他的说法……记住别向任何人提起我告诉你的关于贵族图里西·科隆纳的事情以及他和黑手党有联系的猜想。他的一些朋友会写信告诉他，这样会对我们十分不利。

大量证据显示，图里西·科隆纳事实上是巴勒莫无情的黑手党头目的关键性政治保护者。关于他和黑手党有染的谣言四处流传开来，甚至与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在罗马法庭上也对他表示了担忧。
1860年，图里西·科隆纳任命一名帮派的主要成员为国民警卫队队长，选择这个人是因为他的权威和军事经历。早先在爱国革命盛行之时，他曾领导一支革命队伍包围袭击巴勒莫。此人是个狡诈的暴徒，名叫安东尼诺·贾奠纳——也就是后来策划收购格拉蒂医生的瑞拉果园的那个人。当内政部对格拉蒂医生的指控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是支持贾莫纳的地主之一。正是图里西·科隆纳的律师为贾莫纳准备的辩护词。从警察局长1875年的报告来看，在图里西·科隆纳的一个庄园里曾经多次举行过黑手党的入会仪式。
在1876年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的三次会面中，图里西·科隆纳谈论起经济问题来如往常一样思路清晰。除了对帮派感兴趣之外，他还是一个有远见的农场主、一个发表过大量关于柑橘产业学术成果的农学家。但是在犯罪问题上，他却一反常态地含糊其辞。两年前，他的四名手下在他切法卢附近的庄园被捕。他向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抗议说他的手下是无辜的，如当年他们被捕时他的做法一样。他抱怨说，像他这样的地主是受害人；在乡村的庄园，他们被迫与那些强盗做交易，否则就无法保住他们值钱的庄稼和果树。对帮派他却只字未提。
后来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找巴勒莫警察局长面谈的时候发现，他对于起诉图里西·科隆纳的手下一事态度很悲观，因为这个大财主在政界的靠山会暗中阻挠审判的进行。其他的人在被问及对图里西·科隆纳持何看法时，都很快转移了话题。
在图里西·科隆纳身上体现了在黑手党滋生的动乱年代人们心中的困惑。很可能他在撰写1864年的小册子时有内部消息作为参考——甚至安东尼诺，贾莫纳可能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了。在他撰写册子的时候，他或许还由衷地希望意大利的统一能够使西西里岛正常化。他可能曾是遭到黑手党恐吓的受害人，希望有个强大、高效的新政权来帮助他这样的地主将黑手党绳之以法。或许他认为自己被逼无奈地暂时和贾莫纳这样的人合作，心里却等待着意大利政府把暴力驱逐出西西里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在1876年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采访他很久以前，他就失去了这些希望。
刻薄一点的说法是图里西·科隆纳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他与贾莫纳密切来往是因为他敬重贾奠纳而不是受到了贾莫纳的恐吓。或许他只是众多在黑手党问题上言行不一的意大利政客第一人。尽管黑手党结构严密，恪守阴险的荣誉法则，但是倘若没有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政界人物，西西里黑手党根本难成气候。归根结底，如果政客和地方法官所对之负责的达官显贵仍热心于公正执法，那么黑手党贿赂这些官员就没什么意义了。在黑手党的贿赂簿中，一个友善的政治家信誉越好，就越有利用价值。如果信誉要以慷慨激昂地发表抗议犯罪行为的演说或对西西里岛的法律秩序作出深入分析才能换得，他们也在所不惜。
黑手党和政治家的黑金交易很少会记录在议会回忆录或法律书籍上，而是会表现在那些小恩惠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泄露关于政府合同或者土地出售的消息，过分热心的调查者向西西里岛之外的地方发展他们的事业，或者为朋友提供在当地政府的工作。因此，图里西·科隆纳在公共场合对帮派保持客观的科学研究兴趣，凭他的才识和地位对之进行俯瞰式的研究。而私下里，躲开人们的视线与贾莫纳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并使他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
不管黑手党头目贾莫纳与政治家、知识分子、大地主图里西·科隆纳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出版两年后的巴勒莫叛乱对他们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1866年9月，武装土匪再次从附近的村庄围攻巴勒莫。图里西·科隆纳的国民警卫队在安东尼诺·贾莫纳带领下镇压了这次起义。然而贾莫纳和其他暴徒一样，过去是革命投机者。现在他已经意识到意大利政府是一个可以与之做买卖的机构。帮派中一些像贾莫纳的关键人物开始把他们的革命历史抛在脑后，于是他们的帮派便开始像血液一样融入新意大利的肌体。和其他秩序捍卫者一样，在政府对1866年骚乱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也受到审问，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黑手党”这个新词来描述制造叛乱的肇事者：“审判无法得出结论，因为证人没说实话。只有黑手党的噩梦结束之后他们才会道出实情。”显然，图里西·科隆纳已经决意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代那些他不认识的罪犯。
“黑手党的噩梦”是怎么开始的依旧是个未解之谜。1877年，曾采访过图里西·科隆纳的西德尼·松尼诺和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关于西西里岛的研究结果，这篇报告由两部分组成，非常具有实质内容。在第一部分，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极度忧郁的西德尼·松尼诺分析了岛上没有土地的农民的生活。第二部分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撰写。虽然这部分的题目毫无活泼可言——《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但它却有其独特的高度，它对19世纪黑手党的分析直到21世纪仍被看作是权威性的。弗朗凯蒂对黑手党问题看法的影响超出所有人之上，直至一百年之后乔瓦尼·法尔科内出现。《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第一次对黑手党如何产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暴力产业

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发起的调查有相当浓郁的英国风格。两人都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仰慕者，松尼诺的名字是他的英国母亲给取的。踏上西西里岛的土地，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说着一种他们几乎听不懂的方言。与他们所熟悉的大学和沙龙氛围不同的是，西西里岛仍然只是一个神秘之地，对它的了解仅仅止于古老的希腊神话和恶意报道。就像探险者动身去探测地图上未标识的地区一样，他们也为行程中即将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危险做了打算。1876年春，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有连发枪、大口径手枪，另外每人还带着四个铜盆。他们的计划是在盆里盛满水，把行军床的四只脚插进水盆里以驱赶昆虫。由于西西里岛内陆路况恶劣或根本没路，两位调查者经常骑马赶路。为防强盗袭击，他们总是直到最后一刻才选择路线和向导。
弗朗凯蒂此行之时对西西里岛并非完全一无所知。两年前他就作过一次类似的探险，骑马穿越了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大片区域。然而岛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接受不了岛上的人对他马鞍上挂着的步枪的“深切喜爱”。“一种神秘的邪恶力量像噩梦一般降临在这个光秃秃、毫无生气的岛上”，他后来这样写道。弗朗凯蒂在这次行程中写下的旅途见闻最近才被发表。其中记载的两个故事足可以说明西西里之行给他带来的震惊。
据弗朗凯蒂记载，1876年3月24日，他和松尼诺骑马到了西西里中部城市卡尔塔尼塞塔。两天前，一名牧师在附近的巴拉弗兰卡村庄被开枪打死。据告知他们事情经过的权威人士说，这个村庄是黑手党的一个据点。在牧师倒下的60米之外站着一名目击者，他是从北部城市都灵派来的政府调查员，负责监督面粉税的征收工作，刚来到西西里岛。这位正直的公务员赶紧跑到牧师身边，正好听到了牧师临死前的指控：凶手是他自己的表弟。
被吓坏了的税务稽查员匆忙跳上马背，赶去向宪兵队通风报信。随后，他又去通知了受害人家属。不想突然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吓到他们，他让家属跟随他前往牧师需要帮助的地方。在路上，他才慢慢透露了消息。出于对他好心的感激，家属告诉他这次谋杀是牧师和表弟12年来宿怨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