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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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这儿重演，除了地理位置有共同点之外，其他方面难说哪方面相同，历史的相似往往使人迷茫，当人们莫测自己命运的时候，又往往去请教术士、巫师，相信术数、占卜，相面扶乩，那是因为对自身对外界吃不准，一旦看准了一点，打准主意要做什么，那一切都可以不管了，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殷汝耕，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袁良（1935年前北平市长）程克（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东洋化”的信念何时树立，这很难说。无论在早稻田还是回国，他身着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本妻子已经成他定型形象。是日本妻子参与对他的制造，还是为了塑造自己而娶了日本妻子，无法考证。用政治夫妻这句现代化的言语评述怕也不错。

　　殷早与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人打得火热，也是早备进身之阶。所以土肥原一提出冀东首先自治，便一拍即合。

　　读者要问为什么把一个亲日分子放在与日人斗争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并不懂，后来才普通使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知道划分敌我友。东渡日本的人多着呢，孙中山、蒋介石、何应钦、黄郛、阎锡山、张群、熊斌……1935年的内阁曾被人称之为日本留学生内阁，除宋子文一人留美以外，其他都是日本留学生。当然留日不等于是汉奸，其中大多数人是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渐强盛，而去日本学习救国道理。那是有志之士！当然也有起哄去镀金的，也有殷汝耕之流，也有界乎二者之间面目不清的。殷汝耕可谓盗亦有道吧，汉奸做得知名度很高。

　　缺口已经打开，土肥原还想争取宋哲元响应，又以11月30日为限逼宋自治。在天津又以一日一元的价钱雇佣自治游行队伍。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蒋介石知道日方必不肯甘休，在南京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日对策。除已撤北平市长袁良由秦德纯继任以外，解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设立北平行政长官。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时通缉殷汝耕。

　　撤换北平市长和军分会，都是因香河事件日方提出的要求，华北自治运动的退潮，华北日军处境尴尬，必然还要滋事。给他们台阶下，留面子，用留面子缓和冲突。留面子，这是东方人的心理特点，中国人甚之，所以考虑得周全，不仅自己要，还要留给对方。不蒸馒头蒸口气，自己虽没有吃上馒头，但让别人感觉是吃了，这是为自己争面子。两个人吵架，一方是对的，劝架的人说，就少说一句吧，那是暗示他也让对方，感到有局部真理，有了面子，找到心理平衡，事就了了。这是东方处世哲学！撤北平市长，撤军分会，就是给日本人留面子。其实，通缉殷汝耕也是这么回事，不过不是给对方留面子，而是给自己留面子，人家明目张胆当汉奸，早已令中国有体面的人都没面子。我们国人中有这样的败类？——其实早就有。中国本来就出产这个。殷堂堂皇皇地在通州做委员长，能去抓吗？抓得到吗？抓到又能怎么样？史学家说通缉殷汝耕是杀鸡给猴看，暗示宋哲元的，怕也未必，如是宋哲元想自治，还在乎这一纸文书，它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不过，又派遣何应钦来北平任行政长官，倒是大有学问。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何应钦吃了日本人的窝心脚，那个时候他还名符其实地统领30万大军呢。现在今非昔比已是西北军的天下，他能八面威风，领着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到交际花杨惜惜家里去商议军政大事？当然这还次要，主要还是和日本人交往，他从来没有得心应手过。再去签订什么条约？做蒋先生的传话筒？去指挥西北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明白，而且是蒋介石接见他，令他北上，他就明白了，掣宋哲元之肘！他不愿意来，但他知道在委员长面前是不能反驳的。只好走着看，好在不是上刑场。

　　当日晚上，何应钦率熊式辉、何竞武离开南京北上。北上途中，何应钦神情沮丧一言不发。12月3日晚到达北平。当时，宋哲元正在武衣库家中与秦德纯、肖振瀛、冯治安密商事情，谈话间，副官报告何应钦即到北平。宋哲元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又对秦等表示：“我不去接他，你们谁愿去接谁去。”宋果真没去。但当天晚上，宋在秦德纯的劝说下还是偕秦、肖二人来到居仁堂谒见何应软并汇报了情况。何应钦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对宋哲元的守职苦撑大加赞许；对宋哲元做到了不屈服他人，绝对听命中央，对外毫无秘密协定，特别加以肯定。

　　宋哲元明白何讲话含意，是肯定也是要求，同时，也有弦外之音。宋哲元只是敷衍几句，便托病离开，留下秦德纯、肖振瀛与何周旋。宋走后，肖拍着胸膛说：“中央如果真的信任我们，我们绝对可以替中央分劳分忧，撑持局面，保证一切听命中央。”肖还建议，应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以统一军政权，加强对付日本的力量。黄郛自1933年“塘沽协定”以后，一直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就是说是华北最高行政长官，肖强调以宋代替黄郛的意思就是暗示，宋做最高行政长官，用不着你何应钦来插手。

　　何应钦、黄郛一直主持华北军政事务。何不必说，自在日本留学时就已和蒋氏结成亲密关系，而且一直是蒋在军事上依重的第一号帮手。黄郛与蒋的关系更进一层，黄与蒋在日本时结拜金兰，黄也一直以盟兄自居，在国民政府中一直身居高位。此次再派何应钦来北平做行政长官，也就是对华北还不肯放手。宋见何时，何代表中央任命宋为冀察绥靖主任，宋坚辞不就，道理也在这里。

　　12月5日早晨，宋哲元赴西山“休息”，躲进了颐和园。

　　临行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危疑震荡的华北大局，自何部长来平，统筹大计，已有转危为安的希望……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

　　史学家谓之，欲擒故纵，此事用兵法解释自然不错，其实，当时宋哲元并没整套对付何应钦的方案，不过是下马威，常人也会这样做。蒋认为，宋是个单纯的军人，还是对他有深刻了解。如果说将军们工于心计，昧于方略；对内勾心斗角，对外斗争无方，宋的水平远远不如何应钦。在中国官场，即使生性单纯，也得认认真真地学习几套官场套路，否则难治！

　　何应钦并不以宋的态度为意，因为他本来也想脱身，宋的办法也许更成全他。当前要处理的最主要问题不是对宋，仍然是对日本人，日本袖珍内阁会议上决定华北自治缓行，同时也提出要求，要求华北轻度自治。轻度自治是什么样，怎样“轻度”法？国人能接受，日本人也能接受，当然主要是日本人接受！

　　高度自治方案流产以后，中日在华北问题处于僵局，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岂能甘心，而且已经开始谋划新的方案。所以为使华北平静而又打破这僵局是刻不容缓的事。何应钦来北平之前，中央五院院长已经反复密商，作出几条决议，第一条就是接受日方提出的轻度自治方案，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如形势许可，即设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职。这话既矛盾，又有奥妙。“如形势许可”这句话，实对何应钦脱身非常有利。

　　显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政务机构对宋非常有利，受到宋及秦、肖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欢迎，一切还都顺利，但是保密的，当然是对国人保密。因为这半自治的机构，是对日妥协的产物。虽然宋为委员长，在委员分配，亲日势力参与，对日政策等方面也必对日有大步的让步，国人接受吗？

　　另一方面何应钦代表中央来北平，伤了日本人的面子，日本人不买帐。由殷汝耕出面，要求响应自治，并以殷署名写了千余言的为民请命书，又组织20余人打着“北平市民众代表请愿运动”旗帜，到中南海居仁堂门前递交请愿书。同时，日军派遣15架飞机飞临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威吓，撒传单，请命书中提出两点要求，要求何在5天之内实施，他们赖在居仁堂门前不走，在大门上撒尿，在卫兵的刺刀上划火柴抽烟。何应钦不敢出来接见，感到空气紧张很难应付，想动身南返。此时，担任北平城防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求见何应钦，话中有话地对何应钦说：“请部长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完全负责。”口气虽然恭顺，实已暗示何的命运掌握在二十九军的手中，此时是12月5日，为此，传出轻度自治之事，4天以后，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运动是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结果。学生们游行示威的第一站就是中南海。

　　此刻，何应钦是风箱里的老鼠两面受气。其实不只两面受气，而是受三面的气，既受日本人气，又受二十九军的气，同时受民众的气。何应钦如何处理，轻度自治能否实施，学生运动结果如何，为什么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何谓划时代？我们下回再说。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六章　学生抗议华北自治





第六章　学生抗议华北自治

　　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愿书，其略曰：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

　　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汪精卫遇刺，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张兆麟（西安事变时，任西京日报负责人）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四省之后，则欲恢复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