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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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蒋为什么马上答应？用蒋后来对宋哲元评价的话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比较清楚。蒋认为宋哲元这个人受过正统（指儒家）思想教育，“是个纯朴厚重，性格直爽的山东军人，他不像其他人在政治上有那么多的花样。”

　　在石友三叛乱的几天之前，宋哲元已经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之职，原因即为与日方“频生摩擦”。当时蒋介石在庐山，行政院由院长汪精卫主持。后来蒋介石解释说，此事他不知道，行政事务是由汪院长主持。汪精卫后来投靠日本，成立伪政权，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态度自不必说了。当时战必败的思潮笼罩全国，尤其是上层。就连主战的“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战是必败的，败也要打”。蒋介石对抗日并不积极，曾经先后谈到他的观点，认为中日大战在所难免，但愈晚愈好。蒋曾估计中日大战发生可能在民国27年（1938年）夏。中国全面抗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愈晚愈好，免生与日摩擦也符合蒋的观点。

　　但是日本的战时体制刺激其经济、社会结构在恶性膨胀，飞速发展，并不会等待中国的调整和准备。

　　宋哲元被免除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之事，宋着实愤懑，其实在日本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欺辱，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已经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没有想到中央依然釜底抽薪，撤其行政职务，同时还谣传着准备调二十九军南去“剿共”。宋如抗拒，显然被撤军职也是早晚的事。宋在当天即坐专列从张家口回到天津。在张家口火车站上不顾影响，当着手下送行的高级将领就发表了即席讲话，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当时在场的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都是灰不溜秋的，抬不起头来。宋的讲话及当时情景，很多报纸都作了报导。

　　宋哲元回到天津私寓以后神情沮丧闭门谢客，准备在哪一天被递解军职解甲隐居。可是，拜访他的客人多了起来，而且大都是过去交往不多的朋友、名士。其中有陈觉生、王揖唐、齐燮元、曹汝霖、陈中孚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大汉奸。再有就是肖振瀛和实业家齐协民等老友。这里我们引用一段文字，可略观宋哲元当时情况及转变为“灵活”的情形：

　　齐协民带陈觉生进来，陈觉生令随员送上一盒普通的点心匣子为礼物。

　　齐向宋介绍：“这是陈觉生先生，从日本回来不久，是我们天津政界活跃人物。”

　　陈说：“宋军长，久仰大名，父母之官，早应叩见，今日才来，甚歉甚歉！”

　　齐协民道：“我是搞实业的，政治上的事，我从来不过问。这回来拜见仁兄，也是受陈先生之托，引见引见。仁兄不计较的话，我认为仁兄居高位住天津，不妨和各界人士来往来往。”

　　宋说：“仁兄言之有理，我这人只是粗通军略，送迎之事，一向迟拙，认识陈先生三生有幸！”

　　陈道：“宋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如宋先生的气度韬略，怕是在国家也是凤毛麟角吧！”

　　陈又道：“如宋先生愿疏通与日方关系，愿为阁下奔走。

　　若论亲缘关系，梅津将军还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

　　宋说：“华北局势，阁下如何看法？”

　　陈道：“当前，阁下在日军和中央军夹缝之中，投靠中央，必为所吞并，亲日尚可生存，日本国小，必以华制华，如满州国。”

　　宋说：“陈先生高见，我近日劳顿，不胜辛苦，他日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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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对齐协民拍案大怒：“对日本人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耻，自己良心也过不去！”

　　齐道：“深感仁兄处境之难，不过仁兄也不能得罪日本人。”

　　夫人派随员来告诉宋哲元，把陈的礼物退回，因其礼物太重，有金条二十根……

　　后来宋的“前倨后恭”的话在报纸上发表，恰是中央发布“敦睦邻邦令”之后，无疑在“赴江西剿共”的传闻中火上浇油，这是宋最担心的事。秦德纯来津劝宋采取韬晦之计。肖振瀛建议宋公开发表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一方面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点颜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来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试探性的活动。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满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将，似在昏昏然度日。装成胸无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汉奸包围。一旦中央通令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实业家齐协民惊愕地问宋：喜峰口一战，誉满全国，威望甚高，现在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仁兄与日本人频繁来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前后不过8天，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从一个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转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从北平打来的电话，得知令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冯治安师急行军5小时后到达北平西苑。张家口北平之间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关沟南口等关塞。好在长途急行军是二十九军将士的拿手好戏。几路人马相互比赛，呼着口号，你队争先，我队跑步，4个半小时，就铺天盖地地到达了颐和园门前的西苑。西苑营房，溪边小路，行柳树荫之下，藕池岸边，农舍的场院都站满了气喘吁吁、衣襟湿透的西北军的军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元能否运筹帷幄，驾驭得体，是否还会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之类的卖国文书，或是再生长城抗战的局面，后来又怎么爆发卢沟桥事变，下文步步分解。

第四章　宋哲元夹缝求生

　　且说宋哲元已将二十九军精锐之师三十七师调来北平控制住北平局势，市民如何欢迎宋部驻平不必细讲。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逃回天津。我们前面已提到，大大小小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下面我给您略作介绍。

　　北平军分会只批准二十九军移防北平，并没有提及天津之事，其实天津情况更为复杂。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万国租界（公共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您可能不懂，引用一段描写闲人的文字供您欣赏：

　　公元1935年，民国24年……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

　　中国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

　　（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

　　（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如下：

　　“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