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坏丶�中到宋哲元身上。

　　平津河北并未因二十九军进驻而平静。二十九军因受到“辛丑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制约和中央的旨令，而忍辱负重绑住手脚，一举一动都受到极大限制。而日本方面骄横跋扈，恨不得天天挑起事件，芥子小事，都会闹得天翻地覆。若不是东京本部的限制，少壮派军人早已大打出手。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滦州事件”和“香河事件”。滦洲地属平津北面的非武装区，日本人称战区。国人反日情绪不断高涨，非武装区内人民不断反抗，治安逐渐恶化。1935年8月4日，唐山守备队长温井亲光少佐等人与同行的保安队总队长刘佐周等一起抵达滦州火车站，刚从车上下来，便遭到数名杀手的袭击，刘当场死去，轻重伤者数人。温井少佐也遭到射击，但幸免于死。杀手却巧妙地逃走了。对此事件说法不一，有说是政治暗杀事件，也有说是日本方面的谋略。

　　第二天，北平日本宪兵队根据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命令，逮捕了原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他是在几天前向天津驻屯军提出辞职的。日军强说滦州事件由陶指使。

　　关于冀东行政，一开始分为东西两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区”，设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殷汝耕为督察专员。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区，设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陶尚铭为督察专员，负行政职责。殷、陶两人都出生于浙江，同为早稻田大学毕业。殷机敏，善于随机应变，娶日本人为妻。不论好坏，千方百计与日本实力人物合作。陶尚铭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在南京朋友多，对日本军部并非言听计从。殷陶两人关系冷淡，矛盾迭起。在日军的眼里，殷重陶轻。陶看到这形势，便提出辞职。

　　7月27日，日军接受了陶的辞职，并任命殷汝耕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为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8月3日陶辞职回到北平私宅，第二天，便发生了滦洲事件。8月5日酒井参谋长即赴北平要求当局逮捕陶尚铭。

　　8月17日天津驻屯军得到陆军中央的通知不得不将陶尚铭释放。天津驻屯军估计错误，丢了面子，酒井不甘心此事就此了结，声称此事是战区内的治安问题，要求中国当局扫除天津一带再次活跃的暴力团体，并策划采取有效手段，暗中盼望能发生什么事件或是有机会制造什么事件。果然，不久，就在离北平不远的香河县发生了“香河事件”。10月20日，大约1000多名农民打扮的人在6名日本人的带领下，举行游行示威，并占领了县城，散发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和要求自治的传单。县公安局出动了保安队，双方发生冲突。当时，中国军队为平息事件开赴香河，天津驻屯军以停战协定为由阻止其前进。同时，天津姚禔昌、钱祟宣、王明等人，组织“华北人民急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华北民众自卫团”、“华北自治请愿团”等数百人拿着棍棒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与“香河事件”呼应，日方以此为由，又提出撤消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和解除北平市长袁良职务的要求。其目的很明显，即：挤走中央势力，进一步控制住西北军。

　　借此契机，以清除排日满势力为由，日本宪兵在平津大肆逮捕传讯爱国人士，如：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被日武官传唤于日使馆。

　　10月23日，天津商会会员年光垚被捕于南市会宾楼。

　　10月28日，天津新闻检查所副主任王一凡及检查员4人，被捕于新闻检查所。

　　10月30日，天津市政府社会局主任李铭被捕于日租界医院。

　　11月9日，二十九军政训处处长宣介溪被捕于私宅。11月30日，塘沽定船所科长沈国华、科员李纯宗被捕于塘沽。

　　此外，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翊周、卢郁文，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物理教员刘海洪，天津市立图书馆主任姚庆澄，商会会长鲁毓万及平民王家矶、付洪清等皆先后被捕。后又胁迫宋哲元允照日方开单，自行搜捕。

　　中央迅雷不及掩耳的实行币制改革，于11月3日公布，震动日本军政界，华北日军更是暴跳如雷。高桥坦武官代表日方及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现银南运。并告诫宋哲元：“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怎样以实力？11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已经下达751号作战命令，饬独立混成旅团兵陈山海关古北口等地。旅顺口的球磨号巡洋舰，青岛获号驱逐舰都在驶往大沽口。两中队飞机轮番在北平上空示威……

　　宋哲元屈于日方压力，也为自身考虑——因为这将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于是，宋哲元与秦德纯、肖振瀛密商，当日即下令禁止白银南运。河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也顺水推舟，下令禁止白银运往上海。

　　10月，土肥原贤二正式调来平津兼任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即将其工作方案报请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南次郎批准其计划，令其在11月中旬必须搞出头绪。土肥原贤二在天津频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每天至少有三次不请自到。宋不堪其扰。秦德纯、张自忠见宋在天津处境危险，用专列将宋请回北平，宋等刚到北平武衣库家中，土肥原贤二即坐汽车风尘仆仆赶到，逼宋在自治方案上签字。

　　11月11日，南次郎限定的日期将到，土肥原贤二还没搞出头绪，这是他在中国活动半生头一次遇到阻力，因此恼羞成怒，再次来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等人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内容如下：coc1①政权之名称：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

　　②领域为五省二市。

　　③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贤二。

　　④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

　　⑤财政，截用中央在该省市之关税、盐税与统税。

　　⑥经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为一体。

　　⑦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五省通用货币，与日金发生联系。

　　⑧信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行扑灭，代以东洋主义。

　　⑨政治，保留南京之宗主权。

　　BC外交政策，亲日反共。coc2

　　以上十点通令宋哲元在11月20日以前必须实行，否则日军将以五师取河北，六师取山东，南京方面如增以兵力，日军将全力遏止，如宋不允，日军将拥戴溥仪入关主持。

　　宋哲元的出路只有三条：

　　一、抵抗；

　　二、辞职；

　　三、屈服。

　　抵抗必须全面，其决定权在南京。

　　辞职无补于事。

　　时人观察，恐怕只有屈服一途。

　　当时，国民党中央第五次大会正在南京召开，秦德纯做为宋哲元代表已去南京。宋哲元与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僚属紧急密议后，宋哲元拒绝了土肥原贤二的要求。难道要兵戎相见？中国全面抗战将不是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开始！肖振瀛此时正与土肥原贤二折中，初拟新组织于11月20日成立。得知宋已拒绝，赶来见宋，即说：“不妥，中日将开战矣！”肖振瀛建议折中，还给日方留一线机会，同时给中央施加压力。宋同意肖的办法。

　　就在土肥原贤二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将政权奉还于国民。”

　　电报发出，大会震动，举国而惊。为什么？训政即中央集权制度，那是蒋介石一再强调的，宪政即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还权于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权，即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

　　蒋介石见电文心情焦躁疑惧。此时驻保定的商震打来电报：“明轩（宋哲元字）本人态度尚稳，唯其手下二三人极欲乘时活动，行动不检，不无可虑耳。”孔祥熙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等人也向蒋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势，另外，平津两市也电致蒋介石，言称“危疑震憾，难挽危局”等。南京政府更为惶恐，唯恐华北当局干脆铤而走险，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翌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发出与宋哲元类似的电文，11月15日，冀东专员殷汝耕等人联名致电宋、韩表示响应，北平、天津商会等亲日组织也通电叫好。日本国内报纸纷纷传言，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将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中国的汉奸们也大呼小叫，纷纷出笼，霎时间自治之声，甚嚣尘上。

　　11月16日宋哲元再次给蒋介石发电解释说：

　　“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当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11月19日，蒋介石给宋哲元和商震回了电报，对宋大加抚慰，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方交涉，最后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实力为兄作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给商震的电文是：“如果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亲，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可望兄毅然拒绝参加，切勿赴平。”

　　在通电之时，中央却下令中央军开往山东、河南南部以武力支援之形势。

　　宋哲元收到电文明白就里，就是要宋挺住，如不挺住，中央军北上，宋部当然在讨伐之列。给商震的电文中明确表露出对宋的不信任。

　　宋收到电文后，啼笑不是。明日即是通牒的最后期限，宋坐卧不安如芒在背，干脆一躲了之，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家中，静观事态发展。

　　日方在重点策动宋哲元的同时，自然对华北其他实力派人物也不放过。土肥原贤二企图请商震与宋哲元在北平聚会，研究协力建设新政权问题。但商震为了逃避土肥原贤二的纠缠，借口“感冒”躲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致电行政院请假。接着，土肥原贤二又约韩复榘与宋会面，韩复榘则以“怀疑宋哲元派专断，不屑与之合流”为由来推脱，使土肥原毫无结果。

　　同时，土肥原已通告各方人士，于20日在北平参加新政权成立大会。20日晨，土肥原贤二寻迹追踪赶到天津找到宋哲元力图挟持宋回北平。派人追到思罗医院在病榻旁强见商震，逼迫他参加自治。

　　可是，20日，也就是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和自治的新政权成立之日。北平出奇地平静，平静得令人不可理解。


第五章　对日二度妥协

　　为什么到了11月20日，没有成立政权？原来在这前两天，也就是11月18日日本“袖珍内阁”的外、海、陆三相会议讨论对华方案，决定华北自治缓行。本来7月份日本内阁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已经提出处理华北纲要，此时为什么，又在五相会议上突然减速，史学家对其总结有三点：

　　1．南京军事外交应付沉着；

　　2．美英对日质询关切；

　　3．北平教育界士气锋厉。

　　此结论不无道理，但未必尽然。若干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由黄豆小事引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两个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袁世凯的告密，就华北当时形势，日内阁决议也未必能控制住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哪个犄角旮旯摩擦生热，也会引爆华北这个大药库。事情还是从头说起。

　　7月日本五相会议之后，吞并华北的势头风起云涌，尤其是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人时时都在摩拳擦掌寻找机会。主要的策划人即关东军南次郎大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治内轻外重，军人对政府外交政策一向不满，称之为“水鸟外交”，而关东军自行“老虎政策”。10月关东军幕僚大连会议以后，尤对“广田三原则”指驳。11月，关东军出兵华北的方案即是“老虎政策”的产物。11月11日南次郎已经向关东军下了第751号作战命令，即如前所说，海、陆、空全面动员，相机出兵华北。另以762号密电电告参谋本部，电到时，参陆首长方集宫崎正检阅大演习，这时候他的情绪特别好，认真地看了一下电文，大惊，五相会议决定华北自治纲要中并未提到包括武力，南次郎为何自主妄动。旋由今井参谋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