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达人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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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等组长表态，他就开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个问题是我贪污了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商业局一次精简下放了七十三个营业员，当时全县商业、供销系统共有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干部职工，其中有个营业员叫芦淑珍的女同志是河南人，因为有病请了病假，在她爱人那里养病。她爱人是解放军的一个上尉军官，驻在河南三门峡。我在把所有下放人员的工作处理结束之后，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顺便送到了三门峡芦淑珍的家里。当时芦淑珍回了娘家不在家，我便把芦淑珍的下放手续和下放费交给了她爱人，交代完就到其他地方办别的事情去了。办完事我就回来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芦淑珍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她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她已从邮局把钱退回来了。收款人直接写着我的名字。我从邮局把钱取回来以后，就没有给财务上交。在这个问题上，说明芦淑珍是诚实的、大公无私的、思想进步，品德高尚（这可能也和他爱人的帮助有关，当时解放军的军官觉悟都比较高）。而我，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和芦淑珍相比之下，感觉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和渺小！从‘四清’运动开始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思想恐慌和心里不安，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我认识到了这是属于贪污行为，只有把它交待出来，思想上才能得到解脱。”

“第二个问题是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城关供销社工作的时候，极乐门市部营业组长李成荣给我说，极乐一个人有一件狐皮长袍子要卖，问我要不要？我让他把东西拿来看了再说。过了几天，李成荣把孤皮袍子拿来了。因为我对皮货不懂，便将皮袍子拿到缝纫铺，让裁缝姚礼和帮我看看并拿个主意。姚礼和仔细看了看说：‘这是冬季的皮子，也是新的，只是当初做的时候没有加上条子，这样穿久了毛会粘到一块的。如果现在再夹上条子，能改一件皮大衣，还能做一件皮褂子，你就买下吧，不会吃亏的’。我听了以后就决定买下这件皮袍子。当时就把皮袍子放在裁缝铺，让他帮我裁制。后来，我又给了姚礼和四十块钱，让他给夹上条子，面子和里子也由他看着给买，做成了再算账。”

“回到供销社以后，我告诉李成荣说：‘东西我要下了’。李成荣说：‘人家说少了七十块钱不卖。’我也没有讲价钱，便给了李成荣七十块钱，就算是把东西买下了。”

“过了二十几天，两件衣服做好了。我和姚礼和算账的时候，他把**给了我。我一看光是里子、面子及条子钱的**，手工没有算进去，一共是三十五块八毛钱。当时，他还要给我退回四块二毛钱。我问他：手工钱多少？他说：‘算了，不要你的手工钱。’我当时认为，不能叫人家平白无故为我贴上手工。姚礼和不要，也不说手工钱，但我不能不给他。我估计了一下，手工钱有十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当时的想法是只能多给不能少给。于是，我不但不要他退回的四块二毛钱，另外还要再给他五块钱，姚礼和坚决不要。当时裁缝铺还有几个人，大家弄清了情况之后，都在打圆场：‘算了吧，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给谁的钱了’。我们两个都算勉强接受了。就这样，他等于少收了我一半的手工钱。皮大衣和皮褂子做好以后，我只是在那里试着穿了一下。冬天也没穿过，实际上我也穿不出去。当时一个一般干部，穿狐皮大衣的还没有，就连县上科、部长级干部，穿狐皮大衣的也不多。我记得当时只有法院院长高谟穿过一件狐皮大衣，许多科、部长对高院长穿狐皮大衣都显出很羡慕和赞赏的样子。”

“一九六零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我把两件狐皮衣服都卖了。皮大衣卖了一百四十五块钱，皮褂子卖了八十块钱，一共卖了二百二十五块钱，减去我花的一百一十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一十五块钱。”

“买皮袍子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倒卖挣钱而买的。六零年生活紧张的时候，的确把我饿怕了，我的腿和脚曾经出现过浮肿现象，当时确实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才出手卖掉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我从中挣了钱是真的。通过学习文件，我也认识到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我在生产资料公司工作的时候，保管员袁若德从下了马的大通砖瓦厂收了些处理的废旧物资，主要是些旧门窗、桌、椅、板橙、床板之类的旧东西。其中有一个坏了的500w的扩大器。扩大器出售的定价是二十块钱，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买下，修理一下能当收音机用。因为我对电器不懂，便让五金交电公司卖电器的李明新帮我看了一下。李明新仔细的看了看说：线路不测试不知道，估计问题不会太大。缺几个电子管，得花些钱。有的电子管可能得好几块钱一个，有的零件便宜些，估计修好了也得几十块钱花。既然能修好，我就决定把这个废扩大器买下。扩大器买下以后，我用自行车把坏扩大器带到李明新那里。让他把线路测了一下，他测了以后说：有些小毛病，可以修理。我便给了他五十块钱，让他看着买些电子管和需要配的零件，把这个坏扩大器修理好我当收音机用。”

“二十多天以后，扩大器便修好了。修好以后的扩大器，不但能收音，还可以扩音。如果要扩音，只需要再买一个拾音器（麦克风）就行。我主要是当收音机听，不需要扩音，也就没有买拾音器。”

“当时修理这个扩音器，一共添了五个电子管和其它一些小另件，花了五十四块二毛钱。我问他修理费多少钱？他说：我是用下了班业余时间修的，我能要你的修理费吗？我便再给了他五块钱，就算是把添的材料钱给够了。他还要给我再退回几毛钱，我说什么也没有要，便对他说：算了吧，买两包烟抽抽。”

“就这样，我一共花了七十五块钱，就算有了收音机听了。听了将近半年多时间，质量还不错。后来，我觉得那个扩音器体积太大、太重，很不方便，也不好看。当时我们家已经六口人了，总共只有两间房子，一间住人，一间做伙房，一共只有二十平方左右，根本没有地方放那个扩大器，我便产生了不想要这个扩大器的想法。”

“当时，农副公司寄售门市部有一个‘金鹿牌’半导体收音机，标的另售价是九十五块钱。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便想买那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就和寄售门市部主任丁殿卿商量，用我的那个扩大器，换寄售门市部的这个‘金鹿牌’半导体收音机，各计各的价。丁主任同意了，我便用自行车把我那个扩大器驼到了寄售门市部。丁主任问我：你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我也说不上要卖多少钱，便说：‘我是用二十块钱买的废品，叫李明新修好，一共用了五十五块钱的材料钱。他给我修好后，没要我的修理费，我一共只花了七十五块钱。你看着给估一个价吧。’他说：‘这种旧东西的价钱很难说，要买新的，可能得花八、九百或上千块钱吧。一般的旧东西，主要看遇着什么样的买主，要是遇着实心买的人，你就是向他多要三十、五十的，他都愿意掏。不是真心买的主，你就是给他便宜一百块钱，他还觉得贵哩。这样吧，就定三百块钱，你看怎么样？我说：我不懂，你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有人要买嫌贵了再降点价也可以。”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那个扩大器就以二百八十五块钱卖出去了。按规定，给寄售门市部交了二十二块八毛手续费，再除去我花了七十五块钱的成本，我从中净挣了一百八十七块二毛钱。经过学习文件以后，我认识到这是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也算是我四不清的一个经济问题。”

“以上这三笔合计起来，我一共有三百二十四块六毛六分钱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这几个问题，使我背了好多天沉重的思想包袱，今天，我把它全部交待出来，思想一下子才能觉得轻松了许多。”

就这样，薛廷臣一口气就把他的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在他交待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工作组组长郝玉珠只是听，也不插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

等薛廷臣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交待完了之后，自己心里觉得稍微有了点轻松的感觉，就坐在那里等待着组长对交待的问题进行表态。他心里想着：组长听了我的交待一定会说：‘你能主动把问题交待出来这很好，说明你通过学习思想认识有了提高，这是进步的表现。’但郝玉珠脸上却一点表情也没有，很不以为然的说道：“你下去把你今天谈的这几个问题，写个材料交来，再好好考虑考虑，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不要抱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要打消一切思想顾虑，把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交待出来，争取早日把问题搞清楚。只有把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了，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等你“下了楼”（指问题交待清了，群众满意了）我们还准备结合你哩。

薛廷臣说道：“我已经把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你先不要急着下结论，也不要急着封口，下去再好好的考虑考虑，你什么时候想好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找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谈也行，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组长接着他的话说道。

薛廷臣听了组长的话以后，还想对组长说：我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但当他看到组长阴沉着脸有些不愿意再听的样子，又觉得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就没有再说什么。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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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廷臣原以为把问题全部交待了，思想上就能轻松一些了。没有想到郝玉珠组长最后的几句话，却使他心里一直很不安宁。临走的时候，组长还要他再考虑考虑，继续交待问题。可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考虑，又考虑什么呢？该交代什么呢？

郝玉珠的强硬态度让薛廷臣心里竟然有点含糊，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了。是不是却是还有问题没有想起来，没有交代完？从“四清”工作组办公室出来以后，他又苦思冥想，在记忆的细胞中极力搜寻自己没有交代的问题。但他怎么想也想不起还有什么四不清的事，于是，他给自己下了肯定的结论：自己的确已经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全部交待完了。

薛廷臣又反复想了想，觉得这也可能是自己和郝组长所站位置不同的原因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是“四清”工作组组长也会这么说的。虽然他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但总算是多少轻松了一些，不像以前思想斗争的那么激烈了。

过了几天，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要比薛廷臣想象的糟糕和严重得多。在这一段时间里，“四清”工作组对薛廷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内查外调，他们要薛廷臣把从邮局取钱用的名章都盖上印模进行了核对，同时也查了薛廷臣的档案。薛廷臣自己觉得“四清”工作组的工作还是比较细致的，也是认真的。就等待着工作组给他下结论，提出处理意见。

其实并非如此，郝玉珠和薛廷臣谈话以后，觉得薛廷臣交待的那几个问题只是他试探性质的一点交待，他可能还有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还没有交待，想蒙混过关。查了薛廷臣的档案后，郝玉珠认为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在经济部门工作，并且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像薛廷臣这样的人，更要特别慎重，不能轻易放过！”郝玉珠在“四清”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时就一再强调，要一查到底。

当然，郝玉珠的这种想法和说法薛廷臣是不知道的。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四清”工作组召开了农副公司全体职工大会。全公司停止了办公，几个门市都关了门。在会上，郝玉珠宣布停止了薛廷臣的工作，要他专门考虑交待问题。

这个突然的决定，把薛廷臣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四清工作组从那以后便开始对他进行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每一次会后，都要进行个别谈话，要他继续交待还有什么四不清经济问题。

因为薛廷臣自己觉得，他确实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已经全部交待出来了，过来过去交待，还就是那些已经交待过了的那几个问题。

每一次在大会上交代问题，会后就得写成交待材料交给工作组，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交待材料了。每一次写的交待材料，过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