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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人生-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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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英的人格的确很伟大。在薛廷臣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但没有嫌弃，没有离开，反而任劳任怨的拼命干活，替男人撑起了这个艰难的家。这对身处逆境的薛廷臣来讲，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安慰！对她的敬佩和感激，薛廷臣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后来，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张秀英的艰难困苦，张秀英的功劳只有我的心里最清楚，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她的付出，她的辛勤劳动，她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毅力，永远是我的榜样，也是我们薛家后辈儿孙们永远的榜样！我详细地记述她的事情，就是要让后辈们牢牢记住这个勤劳、朴实、勇敢、坚强的母亲！”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遭遇，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大通县委副书记铁兴邦和薛廷臣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铁兴邦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斗争之后，回到家里，不但得不到老婆的安慰和照顾，还得承受老婆的歧视、指责和辱骂。铁兴邦内外交困，思想压力很大。由于一时想不开，心理承受不了，他便钻了牛角，跳到宝库河里到马克思那里“诉苦”，去“告状”去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那些男人们在“四清”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开除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或被打成了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避免麻烦，划清界线者有之。离了婚的大有人在！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悲惨结局的情况时有发生。薛廷臣觉得，那些女人们和张秀英就无法相比。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大女儿惠春勉强念完了高中，毕业以后被分到县“八一”农机修造厂当了学徒工。那个时候，要想分个好工种，就必须托人给厂长求情说好活，还得请厂长吃饭、喝酒。为了让女儿能学点技术，薛廷臣咬着牙掏了一点钱，请厂长吃了饭，喝了酒。厂长把薛惠春分到机修车间学钳工。没有多久，县上有一个推荐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的指标，天赐良机，惠春有幸上了大学。
惠春上大学不是考试，是推荐。推荐是按照家庭成份，本人表现以及学习成绩，还有其它一些条件。在几个候选人中，经过对照评比和筛选，惠春幸运的被推荐、保送到西安交通大学去学习。天大的好事降临到薛家，全家人都为之高兴。惠春当然是十分高兴！她兴高采烈地办完了相关的入学、户口迁移、粮食供应转移证、团员组织关系等手续之后，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进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但是，她在学校呆了很短时间就提出了退学。
惠春退学，纯粹是她个人的原因。
惠春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意识到上大学是要花不少钱的。家庭的经济情况她这个长女是最清楚的：爸爸每月只有七十六块钱的工资收入，维持全家七口人的基本生活都有些困难。为了维持生计，妈妈不得不到706的南山去建筑队去当苦力，每天靠汗水换来一块二毛钱，用以补贴家庭生活。惠春清楚的知道，弟弟尚文、妹妹惠芳，连高中都上不起，那里还有钱供自己在西安上大学！ 她曾经到过山西老家，知道老家在农村。在老家，她看到老家人都在农业社劳动，辛辛苦苦的干上一年，连全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也不可能有钱帮她上大学。上学要花的费用她拿不出来，穿的衣服和同学们无法相比，在异地他乡没有钱的滋味，对一个女孩子来讲，的确非常不好受。
面对严酷的现实，她毅然决然忍痛割爱，放弃了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的机会，退学回到农机厂继续上班，挣工资来帮家里维持生活。
上大学不容易，已经上了大学，要想退出大学也是很不容易的，惠春提出了退学以后，学校不批准。老师、校长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没有能说通惠春的思想，学校便专门派了两个老师到青海去了一趟，想做做家长的工作。但老师在青海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之后，费了很多周折才批准了她的退学申请。
惠春的退学让薛廷臣心非常难受，小时候一直想上学的薛廷臣，知道儿女们的心愿，尚文和惠芳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成绩都不错，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到高中去继续学习。但他们都是因为家庭的困难而辍学。薛廷臣当然能看出来，他们并不是不想上高中，是因为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再去上高中。
后来，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尚文和惠芳便和城关的几个知识青年一起，到后子河公社东风大队当了社员，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薛廷臣知道，孩子们的辍学，孩子们懂事只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没有钱供他们上学。要求学习受教育，这是孩子们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薛廷臣这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是，他就没有条件保障他们这个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没有条件尽到他这个当爸爸应尽的义务！
“养不教，父之过。”在孩子们的辍学问题上，薛廷臣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他一直感到很惭愧，很内疚，总觉得很对不起几个孩子。
薛廷臣不仅没有给孩子们创造学习条件，就连他们的最应该有的快乐也没有给上一点点。一次，他要去西宁出差，儿子尚文知道了非要跟上去。他向来对工作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怎么肯答应儿子的要求呢？临走的时候，尚文缠着父亲走到了门外，怎么哄也哄不住。因为孩子缠的时间太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急着要走，情急之下便打了尚文一巴掌。张秀英急忙走出屋子，把嚎哭的尚文拉到了屋子里。
薛廷臣走了没有多远，扭回头看了一下，他看到尚文又哭着从屋里跑出来，跑到爸爸打他的那个地方，站在那里继续哭。
薛廷臣看了儿子一眼，心里一阵绞疼。但他还是一咬牙走了。一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后悔、难过和心疼。
那年秋的一天，薛廷臣从西宁出差回来，大约就下午六点多钟了。几个孩子都很高兴的围了过来。惠芳问父亲道：“爸爸，西宁的蝴蝶和桥头的蝴蝶一样吗？”
薛廷臣信口回答说：“西宁的蝴蝶和桥头的蝴蝶是一样的。” 惠芳好像有点不太相信似的看着爸爸说：“我想，西宁的蝴蝶该比桥头的蝴蝶大吧！”因为她没去过西宁，不知道当时她对西宁是怎样想象的。薛廷臣只觉得惠芳可能是刚抓过蝴蝶的吧，但就没有能理解孩子当时的心情，就没有想到抽个时间把孩子们领上浪一趟西宁的公园！其实，他不是不想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钱。他觉得，如果带上全家人专门浪一趟西宁的公园，连车费带门票，加上吃饭，最少也得四、五十块钱。这四、五十块钱是全家人半个多月的生活费呀！日子本来就是计算着过的，如果为满足孩子们的愿望，花四、五十块钱去一趟西宁，全家人半个月就没饭可吃了！
因为穷困，因为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薛廷臣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没有给孩子们快乐和幸福，他给孩子，给全家带来的只是灾难和不幸。
陪 斗 ＇本章字数：441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3 07：19：37。0＇
36 陪 斗
全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有结束，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接着开始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小组），此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薛廷臣是农副公司的采购员，经常不在家，很少参加学习和活动。有时候出差回来了，机关组织学习的时候就叫他去参加。学习会上经常要求大家在会上发言，因为薛廷臣特殊的身份和遭遇，他在会上基本上不多说话，他不敢多说，也不想多说，偶尔说上两句也是随声附和，应付过去罢了。
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学习报纸上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文件。有一次，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上，薛廷臣觉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好事，对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有好处，于是他就做了一次发言，他发言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当前的形势，我们都要跟上这个形势，认真的学好毛主席著作，用毛泽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搞好工作、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学习文件期间，薛廷臣觉得文化大革命除了学习和提高，其他和他都没有多大关系，便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敷衍应付。但他没有想到，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逐渐深入，他居然被慢慢地被带入了“角色”。机关那些积极分子开始把他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对像，特别是在单位批斗走资派形成高潮的时候，单位便不让他外出搞采购了。时任农副公司经理的连纯见派韦守英把薛廷臣从武汉替换回来，让他回公司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薛廷臣从武汉回来之后，连纯见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只是让他和几个临时工推着架子车在街上卖瓜果，规定他每星期三、星期六的上午半天和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除星期六外），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大通县商业系统批判的走资派是局长顾庆池和副局长张广业。每次批斗他们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人陪斗，陪斗的都是各单位的“牛鬼蛇神”。农副公司陪斗的人当然的就是“四清”下台干部薛廷臣，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道坤，凑不够人数就将几个不好安名目的 “牛鬼蛇神”也拉去陪斗。其他各公司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陪斗对象，商业系统陪斗的对象一共有十几个。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特别是中央**9月上旬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大串连，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迅猛热潮。“中央**”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大通地区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除了“毛泽东思想捍卫队” （以下简称“捍卫队”） ，是个比较大的组织外，还有以毛主席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五十万红卫兵而命名的“八·一八”战斗队（以下简称“八·一八”），还有叫“八·八”的红卫兵组织等等。全县各系统、各单位以及与本单位业务有关的“红卫兵”组织也应运而生，如医院的“红医兵”、小学的“红小兵”等。在大通县范围内的所有 “红卫兵”组织，不管是什么单位，什么形式，要不是倾向“捍卫队”，要么就倾向“八·一八”。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条路线。不论什么样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都属于这两大组织的观点。这两个组织所持的观点是不一样，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捍卫队”基本上是属于保守的“保皇派”组织。“八·一八”是属于“造反派”的。虽然他们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说自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农副公司以当时的领导连纯见为首，以及“四清”运动中的几个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小组。那几个积极份子是：甄云北、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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