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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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进攻。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辟。”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　　　　
　　　　“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辟。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　　　　
　　　　时代已略有不同，藩镇力量已弱，自无德宗时问鼎之势；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甚为天下所不齿。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皇上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第一个觉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这个李锜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体统！若事事由李锜决定，陛下何以令四海？！”　　　　
　　　　这话说到皇上的心里，皇上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二　　　　
　　　　事情要从“政事堂”说起。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政事堂会议”是帝国最高行政机关。堂后设列五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堂后官”，负责行遣文书，虽是一般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大约是宪宗即位后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时任宰相的郑馀庆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对一位跑到他们身边指指画画的堂后官大声叱道：　　　　
　　　　“你是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　　　　
　　　　事出有因。这位堂后官名叫滑涣，在中书门下有不少年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个吏员，绝不敢如此放肆。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仗着和宫中宦官、任知枢密一职的刘光琦关系匪浅。刘光琦是宫中的老人，对拥立宪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对国家事务，从来都是极为关切的，不时要按照己愿干涉一番。于是他就指使这个滑涣，对宰相施加影响。杜佑、郑絪都是老实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郑馀庆实在是忍无可忍，怒火终于爆发。滑涣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郑馀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过多久被罢相，改任太子宾客。　　　　
　　　　这时，有一位中书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给皇上奏上一本。表奏中没有就事论事，只是向皇上密报说，政事堂吏员滑涣擅权专恣，任意妄为，接受了无数贿赂，请皇上下诏剪除。　　　　
　　　　宪宗览表，十分愤怒。心想：这还了得！立即下令宰相采取行动。　　　　
　　　　这天，整个中书省四门被突然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军士们直奔堂后搜查，果然获得了滑涣受贿的证据。九月，滑涣被贬为雷州司户，不久赐死。　　　　
　　　　皇上心里对上表的这位官员大加赞赏，联想起早先议讨刘辟时，杜黄裳力主进攻，朝中也只有他坚决赞同，并建议另征江淮之师，取三峡之路，以分敌寇之力，计策十分精当。皇上采用了他的策略，更对这位刚毅而有谋略的大臣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宪，排行三，赵郡人。他的父亲李栖筠在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时。吉甫幼禀家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门荫入仕，二十七岁时就做到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吉甫以该洽多闻、精于故实而得到一致的称赞，后来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转为驾部员外郎。陆贽为相时，由于意见不合，被贬为明州员外长史，此后在忠州、郴州、饶州任职，滞留江淮将近十五年，备悉民间疾苦。宪宗即位，方才人京为考功郎中，转任中书舍人，与裴垍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黄裳也出镇河东，实际上已不再行使相权。十九日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吉甫和裴垍受命草拟命相制书，两人在学士院分头垂帘挥翰，互不相知。吉甫起草的内容是命武元衡人相，书罢，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连声叹惋；而另一头的裴垍却一语不发。其实吉甫并不知道，裴草拟的制书却正是拜他入相。　　　　
　　　　裴垍写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贺，一无落拓之意。两人执手间，吉甫却几欲泪下。　　　　
　　　　他对裴垍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说到这，话音业已哽咽：“为人臣子报皇帝陛下恩德，惟有提拔贤才而已，君有精鉴之识，愿为我尽言之，吉甫定当不遗余力！”　　　　
　　　　裴垍也很受感动，遂拿来纸笔，一气写了三十多个姓名。果然，吉甫没有食言，数月之间，选用略尽，一时朝野为之振奋。　　　　
　　　　一个人的处事性格，从一两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为忠州刺史时，陆贽也被贬来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动修好，并仍以宰相礼事之，使得陆贽大为感动，这也反映了他刚正的人品。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因而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十分反感。　　　　
　　　　比较来说，当时朝中的其他几位主要的大臣与他都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垍端默持重，李藩忠恳言直，权德舆文质彬彬，而李绛则以明察思深、讲究谋略见长，因此，尽管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个大方针上意见是相同的，但吉甫却是朝中主战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