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落九世纪-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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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鄂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的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宮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　　　　
　　　　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罢休。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六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是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惟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兔！”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捉摸，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皇权与相权渐渐合二为一，而为宦官们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皇上却越玩越大。　　　　
　　　　先是击毬、游宴、打猎、沉溺女色，乐此不疲。皇上特别喜欢击毬，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精疲力竭方才罢休。然后就是听乐，用大型乐队为他击助兴。为此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可胜计，有一次一下子就赐给内教坊一万缗钱，以备他行幸时开销之用。敬宗击常常不分昼夜。而且不在宫中，他喜欢到神策军营中去玩，因为人多热闹。皇上的这一嗜好，长安城中没人不知道。　　　　
　　　　皇上尚不及及冠之年，好动喜闹倒还算是正常，然而他同样也不能割舍酒色，于是视朝每晏，且月不过三，以后就更不正常，以至国事日废，而使王守澄之流独揽朝钧。　　　　
　　　　不是没有人进谏，李德裕尽管已远赴浙西，但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年初就上了一篇谏书，洋洋洒洒有数千言，讽劝皇上正服、罢献、宵衣、纳诲、辨邪、防微，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可是，李德裕的一番苦心，换来的也不过就是敬宗的一纸优诏而已。皇上并未因此而收敛。韦处厚、李程都上过奏，甚至刘栖楚、张权舆也都磕过头，作用却甚微。在这一点上，李逢吉首先是罪责难逃，裴度等人也有责任，因为天子童昏，翼戴大臣不能尽职，非其之咎而谁咎？！　　　　
　　　　即使如此，皇上居然还是感到不能尽畅，在这方面，皇上永远有新鲜的花样。他在后宫中发明了一种纸箭，其间密封了一种麝末香粉。每当妃嫔们群集时，敬宗便用竹皮弓向她们射这种箭，被击中者刹那间浓香满体，宫中称之为“风流箭”。听到宫人们都说“风流箭，人人愿”，皇上更是兴高采烈。　　　　
　　　　敬宗不仅毬击得好，还好看人手搏，经常是令力士们全力表演，手搏者臂断头破是家常便饭。最后，皇上喜欢上了一种更有趣也更刺激的玩法：在夜间捕捉狐狸，而且是亲自动手！他把这个游戏称之为“打夜狐”。天子到了这一境地，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童了。　　　　
　　　　这个狂童不仅无比娇纵，又十分偏急而蛮不讲理，“人主”的身份和贫乏的阅历更使他极端无知。他驱使手下的奴才近乎于狂暴无常，力士、内侍偶有小过，轻受捶挞，重遭流配、籍没，情况一如其祖父宪宗最后时期的情形，宦官们又怨又惧，忍无可忍。　　　　
　　　　总体来看，宦官中也有两派，一是高品阶层如两枢密、两中尉，此外就是天子身边的内侍们，这一派虽然无权无兵，但他们贴近皇上，正如当年的陈弘志，此辈若要有所反抗，自然就要从皇帝下手。敬宗只是个小儿，比之当年的宪宗更是无法相比，他的末日到了。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经常陪伴皇上击游猎的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神策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周惟直等人秘密地结成了同盟，开始了行动。他们再也不会像早先的陈弘志那样仓猝起事，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计划已近于滴水不漏。这一次轮到王守澄、梁守谦懵然无觉了。　　　　
　　　　初八这一天，敬宗夜猎还宫，意犹未尽，命人大摆宴席，与刘克明等二十八位侍从喝酒。此时，宫中守备松懈，刘克明的同盟者又全体在场，整个殿内外就只有皇上和他们这些人。机会难得，克明与诸人以目示意，决定即刻发动。　　　　
　　　　皇上高兴，酒已到了七八分了，丝毫也没发觉早已有人离席，站到了大殿四周。又喝了一会，敬宗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往内室更衣。皇上刚刚走出，只见刘克明把酒盏突然一掷，四面人影摇动之间，霎时灯火全灭，整个大殿一片黑暗。冥冥中，一条身影“呼”地窜起，直奔内室，一声惨叫之后，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一个时辰之后，刘克明率几位内给事来到了不远处的翰林学士院，此时当值者是路隋。克明道：“皇上不预！请即入内草拟遗制。”　　　　
　　　　第二天正是单日常朝，百官们照旧没等到皇上，可等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天子驾崩了！遗制宣布：以绛王勾当国事，入继大宝。绛王李悟，本名寮，是宪宗第六子。　　　　
　　　　直到宰相与百官在紫辰殿外廊庑中觐见绛王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反应过来。大臣们那种似诧似思的表情，仿佛就像梦游者一般。　　　　
　　　　王守澄也是刚刚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惊愕不亚于那些朝官，不过，他一下子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也马上就反应过来此刻他应该做些什么。　　　　
　　　　刘克明同样不敢怠慢，他已经开始采取第二个措施：立即撤换枢密使和神策中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