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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阴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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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许应该像卫星上发射出来的电视波束那样，只要一掀按钮，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就到诺拉的床上去了，在好几个小时里感觉到她的体温，她脊背的温暖。或者“嗖”的一声就跨到了亚德里亚，不，不到亚德里亚，到丁勒海湾，跟诺拉一块儿去丁勒海湾。就像几年前一样，又像后来我们重又做过的——最后一次做的那样，为了在那儿呆一个星期飞到那儿去。诺拉哭了，她背朝上趴在沙滩上，双手抠进沙子里。她在大西洋的沙滩上嚎哭，因为我听不懂她的凯尔特语。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飞回了家，可是她的心还像以前一样留在了爱尔兰。
公寓楼里静悄悄的，喷气发动机关闭时轻轻的叹息般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听不到了，但隔壁房间里的音乐还点点滴滴地透过墙壁轻轻地传过来。
我翻过身转到左侧，波尔图葡萄酒起作用了，就像往常一样。
是啊，先生，您说的是对的，酒精不会使事情变好的。不过我想，正是因为孤独对酒精起了作用，而不是相反。后来也许是酒精造成了孤独，可是最早还是孤独带来了酒精，所以才会这样，是吗？
第三天
我曾经开诚布公地说过，先生，您认为，我用我的废话来让你觉得无聊乏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次审问，对吗？如果您能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可以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给您说。您坐在这里才第三天，而我呢，今天夜里突然感觉到，我对您怕得要死，而我的饶嘴多舌到最后才会给我带来不利，很可能还会有别的麻烦。不过，也许是因为每天夜里冥思苦想得太多了。
怎么，您在这里神经也并不轻松？惟一真正使您感到神经紧张的，恐怕是因为不停地称呼您先生吧？对不起，先生，不过有人对我说，对欧洲法院来的检察官要称呼先生，除此之外，我还能称呼您什么呢？
此话当真？我真的应该跟您讲法语？您是法兰西人吗？您的德语讲得很地道。这真叫我惊奇。不过，要是我时不时地弄得颠三倒四，请您原谅。这都是因为这该死的单身牢房。那么，我现在就继续往下讲吧，弗朗索斯。真奇怪，您叫这个名字。看来一切都要改变，我叫图波尔，这您已经知道了。
星期六的上午莎拉来了。我正坐在那里吃午餐，她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没穿外衣呢！她做出一副和蔼的样子，也是为了让我吃一惊，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正在路上呢，因为我想，我只能每次都这样匆匆忙忙的……”她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可从她在屏幕上的神色，我却觉察出一定有什么事儿出了岔子。
我住进这所新房子以后，还没有来过客人，所以，我必须首先，也是第一次查看一下“帮助”菜单，看看我该用什么方式为陌生人打开电梯。这实在是举手之劳，只要调出“来访程序”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门不用卡也可以为来访者打开，电梯开到底层，打开门让客人进来，把他们送到要去的楼层。
我点了相应的图标，慌里慌张地寻找我有客人来时应该穿的裤子和几件破旧的衣服。突然屏幕又通知我，莎拉早已经站在门外了，接着电梯就对这条消息发出通报，说并没有来访者，它不能开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弄明白，原来莎拉和孩子们并不在大门那里，而是站在入口处的地下停车场里。我又点了“来访层别一负１”
事情才显得顺利了。我利用这点时间，想把昨天夜里弄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除掉。孩子们已经蹦蹦跳跳地从电梯里冲出来，单身公寓的那种沉闷和寂静被他们兴奋的尖叫打破了。在莎拉的眼睛里是愤怒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可她却嘲笑我张惶失措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该出什么事儿吗？他们该轻点儿——我是说孩子们，这儿的人可能还在睡觉！”
这两个孩子，一个是雷姆，五岁，另一个是莱奥娜，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们把声音降低了有眨一下眼睛那么一会儿。
“好一个魔鬼屋呀！”莎拉说。
可是，这种对单身公寓的状况所表现的惊讶，比对我不冷不热地说些什么，或者问一些让我难堪的问题，要虚伪得多。
这会儿，两个孩子已经发现了我的终端机，可我用的版本比他们在家里用的要新得多。
莱奥娜正用我键盘上的键使它运作起来。
莎拉气得不得了，“莱奥娜，快停下，图波尔可受不了你这样！”
“没关系的。”我说。
两个孩子打开了我的菜单操作系统，找出了一些在他们的版本里还没有的游戏，试着玩起来。
“你怎么啦，莎拉？”我又问了一次。
“唉，全是因为简斯……”她说起来，“他答应过，几个星期前他就答应过，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你知道，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可是结果怎么样？真叫人没办法，又是一个什么交货期，他要到星期六才能干完。”
“也许真的是这样。”我打断她的话。
“总是无可奈何，每次我要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他总是必须工作，工作！现在我真的已经绝望了。”
“嘿，图波尔，你没有游戏王吗？”莱奥娜问。
“我该有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反问她。
“游戏王，最好是新的，叫什么罗马竞技场，或者这一类的。”雷姆叫起来。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游戏王。”我只好这样说。
莎拉为我做了解释，有一种在个人通讯机上玩的系列新游戏，电视里做了很多广告，她说。可我还没见过这类东西，专给孩子们做的游戏总是那一类的花样，不过保证没有暴力和性。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然后每星期可以得到一张新的软盘，这种软件在新一代的个人通讯机上的标准游戏机上就可以播放，而且不会损坏。
我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游戏。莎拉问我是不是连电视也不看，她也许觉得奇怪，这种东西的广告铺天盖地，所以，购置这样薄薄的盘片，简直就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昨晚我看了一晚上的电视，”我说，“主要是那个下贱的戈尔斯，可没看见什么游戏王。”
“绝对有，”莎拉叫起来，“节目至少中断了三次，每一次都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对这些玩意儿可算是领教了。”
我耸耸肩，对此不以为然，只不过觉得有点儿奇怪。我知道，在戈尔斯的节目里至少有两个广告时段，可我也肯定，压根儿就没插播什么跟这种游戏王有关的广告。我怀疑莎拉是不是有点儿不对头，她显得焦灼不安、怒气冲冲。
她在那张小桌子边挨着我坐下来，我想给她倒一杯咖啡，可壶里空空的。孩子们还在个人通讯机上玩得起劲。
“不过风景真漂亮。”莎拉到底还是说了话。
“是啊，从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了这套有虚拟现实技术的公寓，主要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我们走到窗边，我指给她看，她自己的房子就在机场跑道后面的一个好地方。
“它们看起来完全都是一样的。”她惊慌地说，“我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相同，这真是太可怕了！”
“你今天只会灰心丧气，对吗？”
她耸耸肩，这时候她才告诉我，她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原来她觉得自己在家里受压抑，想走出那个笼子，到人群中去，可简斯却让她白等了。
“我现在怎么办？”她问。
“我来给我们俩煮一壶新咖啡吧。”我说。
我在为我的咖啡机编程序时，莎拉让孩子们把游戏调到电视节目上，播出的是卡通频道的动画片。我们又坐下来，绞尽脑汁想找话说，可就是什么话题也扯不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甚至觉得不知所措，可她呢，却想去买东西，闲溜达溜达。
“你还是愿跟你丈夫一块儿去购物，而不大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去，对吗？”
“一个陌生人！”她嚷起来，“你可是一点儿也不陌生！”
我耸耸肩，是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不陌生了。
雷姆开始嚎叫：“电视里没有游戏王，我要看罗马竞技场，要看狮子和角斗士嘛！”
我们扭头朝电视机那儿看去，电视里正在播出广告，像什么剃须液、保鲜苹果、新型汽车、新型浴室用具等等，就是没有游戏王。
“我真不明白，”莎拉说，“这倒也好，我们总得做点什么，要不这两个孩子会玩得晕头转向的。”
我建议去游泳，可他们三个人都没带泳装；去买东西，可莎拉的兴致这会儿全没了；去喂鸭子，我又没有剩下的面包。最后我们决定，让孩子们下去，到玻璃穹顶下面的游艺场里逛一会儿。在孩子们玩的时候，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点什么。
游艺场只允许二十一岁以下的人进入。我就在游艺场的边上给两个孩子买了每人２０欧元的游戏芯片，这已经够他们两个玩一阵子的了，然后，我请莎拉去吃饭。
跟莎拉的交谈没有让我马上就振作起来，看起来她对简斯、对这座城市是这样深恶痛绝、水火不容。她不想再浪费自己的生命，当然也不想再耽误孩子们的生命。这样，她在这儿的心情就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是今天她能回到慕尼黑，她是不会等到明天的。
“你要去哪儿？到谁那儿去呢？”我问。
“随便，只要能离开这里。”她说。
我几乎不忍心再告诉她，下星期我要去慕尼黑待几天。我已经正式请了搬迁假，回去拿点东西，可那儿实在没什么可拿的，我需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剩下的该归诺拉了。不，我真正想做的，是告别。我很清楚，诺拉已经不会再跟我待在一块儿了，她也不会随我到这儿来，而我呢，也不会回到那儿去。这倒也好，咱们各奔东西，不过我不想通过音频或是可视电话和她绝交。
我和莎拉约定，下个星期天到市中心去购物。“逛逛街吧。”我说，“要是简斯有时间，他可以一块儿来，要不然就我们两个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莎拉又回到她那个小笼子里去了，为的是等她的丈夫。
我拨通了我的旧号码，我问诺拉，要是我回去，有些事儿要同她谈谈，那样对她是不是合适。
她的爱尔兰人的微笑在我的巨大屏幕上晃过，叫我悲伤、迷惘。“合适，你放心来吧，我在这儿。”她说。
飞机笔直地上升，向右转了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过沃维森的一个个小盒子一样的住宅楼上空，向南飞去。我想像着，莎拉正站在下面，看着我飞去，她在招手，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在慕尼黑我乘坐有轨电车，车厢里热烘烘的，乘客拥挤不堪，有些人身上恶臭难闻。在车子的前边，司机烦躁地发着脾气。车上没有可编程的能自动抵达目的地的机器，而是用驾驶仪，它不断地由一个重要的校正仪进行控制。不过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又要回家啦。
诺拉做了些吃的，她的气色不好，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说。”她开始说了。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很重的爱尔兰方言口音。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某种存在的缘故，那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出自她爱尔兰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她用德语是讲不出来的。
“我要回老家去。”她说，“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爱尔兰，回家去。”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想到呢？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基拉尼去，找一份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人需要一名建筑师就行，哪怕只是把那些给旅游者居住的空房子改建改建也行。我呢，反正是有工作经历的统计员，我甚至可以同时当记账员，或是采购员。
“我还在见习期。”我说，“我不能没有理由就不干了。”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她很悲伤。
“我没说你，图波尔，我没说你。”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想，我还是不带你一块儿走。”
“你要一个人回去吗？”
她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问她，她重复了一遍：“我已经结识了别的人，图波尔。”
这可不是诺拉做的事，至少不是我的做事慢慢悠悠、信奉天主教的诺拉做的。我着手准备一次演讲，我开始讲了，我讲啊，讲啊，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当妻子要走的时候，男人们就把她们当成孩子，告诉她们，要提防，大千世界，什么样的恶毒男人都有，还要劝她们再好好想想，让她们能再给一点儿时间。所以，正如爱情开始的时候，她们是那样急不可耐，拼命地催促，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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