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关门之后 作者:劳伦斯·布洛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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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西酒吧的窗户全漆成黑色。不远处“轰”的一声爆炸，把窗户震得嘎嘎响。听到这声巨响时，有人话说了一半，楞住了。酒盘托在肩上的招待，脚才刚提起来，当场定住不动，活像尊雕像。震撼人的噪音像尘埃落定一样逐渐平息，然而好一阵子，酒吧里仍然一片死寂，好像在致意一样。
　　有人说了一句：“耶稣基督！　”大家胸中憋着的那一大口气这才喘了出来。和我们同桌的博比·鲁斯兰德点起一支烟，说：“听起来像是炸弹。”
　　斯基普？　德沃说：“樱桃炸弹。”
　　“就这样吗？　”
　　“足够了，”斯基普说，“樱桃炸弹的威力可不小。你只要把它外面的纸换成金属片，同样的火药可以让玩具变成武器。如果你点着一枚又没把它扔出去的话，那你下半辈子就只能用左手了。”
　　“这声音大得实在不像鞭炮。”博比坚持说，“像炸药或手榴弹之类的。我可没骗你，说不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大家瞧瞧这个演员，”斯基普充满感情地说，“你们能不爱上这个家伙吗？在壕沟里奋战，在山头上喝风，在泥巴里摸爬滚打。博比·鲁斯兰德――身经百战的老兵。”
　　“你是说身经百醉吧？　”有人说。
　　“你他妈的。”斯基普说。他用手胡噜博比的头发，“‘听，我听到了大炮的咆哮’，你听过那个笑话没？　”
　　“那笑话还是我告诉你的。”
　　“你说那声音像炸弹爆炸？　你什么时候听过枪声？　上次他们打仗的时候，”他说，“博比从他心理医生那里弄来一张证明：‘亲爱的山姆大叔，请原谅博比临阵脱逃，因为他一听到枪声就会发狂。’”
　　“我老爹的主意。”
　　“可是你好像也抗争过。你说：‘给我一把枪，我要保护我的国家。’”
　　博比笑了。他一只手搂住他的女朋友，另外一只手拿起酒杯。他说：“我再说一次，那声音像炸弹爆炸。”
　　斯基普摇了摇头，“炸弹不是这么回事，不一样，声音不一样。炸弹像是一个巨响的音符，但是比樱桃炸弹平稳得多，手榴弹又是另一回事，它比较像弦乐。”
　　“失去的弦声。”有人说。另一个人说：“大家听听，这挺有诗意的嘛。”
　　“我这家酒吧本来想取名叫‘马蹄铁与手榴弹’，”斯基普说，“他们不是说，快点进来，免得被马蹄铁踩、手榴弹炸嘛。”
　　“这名字不坏。”比利·基根说。
　　“只是我的合伙人很讨厌这个名字。”斯基普说，“该死的卡萨宾说这不像酒吧的名字，倒像是那种俏屁股时装小商店或是苏荷区卖玩具给私立小学那些学生的铺子。但我不知道。马蹄铁与手榴弹，名字挺响亮的啊。”
　　“马屁铁与手淫弹。”有人接腔了。
　　“也许卡宾莎说得不错，就是有人会扭曲我的创意。”他对博比说，“你刚刚不是提到不同的声音吗？　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迫击炮。哪天我叫卡萨宾跟你谈谈，那故事才叫恐怖。”
　　“好啊。”
　　“马蹄铁与手榴弹，”斯基普说，“我觉得咱们的酒吧就该叫这名字。”
　　斯基普跟他的合伙人约翰·卡萨宾为他们的酒吧取名叫“小猫小姐”，很多人建议他们不妨叫做“枪林弹雨”，这是西贡一家很有名的妓院。我在吉米·阿姆斯特朗那儿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第九大道，五十七街跟五十八街之间。小猫小姐则在第九大道跟五十六街交叉口后面，又小又吵，我实在没法消受。周末我是绝对不去的。不过星期一到星期五夜里，酒客散得差不多、噪音明显降低的时候，这地方还不坏。
　　那天晚上我挺早就到了。我先在阿姆斯特朗混到半夜两点半。那时店里只有四个人――比利·基根在吧台后，我坐在吧台前面，远远地坐着两个护士，她们在喝黑俄罗斯。比利准备打烊，两个护士步履蹒跚消失在夜色之中，我们两个则跑到小猫小姐再消遣一下。四点钟，斯基普也把店关上，我们一伙人又转到莫里西酒吧来。
　　莫里西酒吧不到早上九、十点不会关门。纽约市酒吧营业的时间规定只到清晨四点钟，星期六还得再提早一个小时，不过，莫里西不管这些，反正它也是非法营业。莫里西位于五十一街，在十一跟十二大道之间。想要进去得爬上二楼。那个区域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没人住，窗户不是破了，就是被木板钉死了，有的通口甚至用水泥封了起来。
　　这栋四层楼是莫里西兄弟的。买下这栋楼房没花他们多少钱，三、四楼是兄弟俩的住处，一楼租给了一个业余的爱尔兰表演团体，二楼则是他们利用空闲时间卖啤酒和威士忌的地方。他们把二楼内部所有的装潢都拆掉，让整个楼层显得空荡荡的。不只如此，他们还把墙壁的外层磨掉，露出里面的砖块，沿着墙边放了几盏光线柔和的灯、埃尔？　林格斯的海报、一九二八年皮尔斯创立爱尔兰共和国的绘画（“爱尔兰的男女老幼奉上帝跟故去的祖先之名……”）。其中一面墙前安置了一个吧台，房里有二三十张方桌。
　　我们把两张桌子拼一起。斯基普·德沃坐下来了，阿姆斯特朗酒吧的晚班酒保比利·基根也跟我们喝上了。博比跟他那个满眼通红的女朋友――海伦，坐桌子另一边。还有一个在西四十街一家意大利餐厅当酒保的艾迪·格里洛，以及一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知道是当音效还是干什么的家伙――我们只知道他叫文斯。
　　我喝的是波本威士忌，不是杰克·丹尼就是“早年时光”，因为这是莫里西仅有的两种波本酒。他们还有三四种苏格兰威士忌、一种金酒跟一种伏特加，两种啤酒――百威和喜力，此外有一种白兰地、两三种利口酒。店里还备有三种爱尔兰威士忌，这几种酒是莫里西兄弟偏爱的口味，但是通常没什么人点。你可能会觉得店里一定少不了爱尔兰啤酒，至少也该有健力士黑啤，但是蒂姆·帕特·莫里西有一回告诉我，他实在很讨厌瓶装的吉尼斯黑啤，味道糟透了。他唯一欣赏的是入口香醇的生啤，而且只有大西洋彼岸生产的才合他口味。
　　莫里西兄弟都是大块头，额头很高、很宽，都有一脸褐色的胡子。他们穿着黑色裤子，脚上是擦得雪亮的短靴，腰间还系着及膝白围裙。他们雇用了一个年纪很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招待。黑裤白围裙的装束穿在他们身上，非常像制服。我想那个年轻人大概是莫里西的表弟，因为有点亲戚关系才在这里打工。
　　莫里西酒吧一个礼拜开七天，从清晨两点到早上九或十点。在这里，一杯酒卖三块钱，跟一般酒吧比是贵了点，但在营业时间外还开张的地下酒吧中，价钱算公道，更何况他们酒的品质不赖。啤酒便宜点，两块钱。差不多一般的酒他们都调得出来，但是跟咖啡一道饮用的餐后酒，就不怎么样了。
　　我不认为警察为难过莫里西兄弟。他们的酒吧外虽然没霓虹灯，但毕竟不是很难找的地方。警察知道这儿有家地下酒吧，一天晚上，我见到过从北中城来的两个巡逻警员，还有一个我认识很久的侦探也在这里出没。酒吧里有两个我认识的黑人：一个我在拳击场见过多次，另一个是州参议员。我肯定莫里西兄弟为了维持店面使了黑钱，但是，他们有比钱更有用的人脉，他们跟地方党部的人暗通款曲。
　　他们不在酒里掺水，份量给得又很足。有了这两样好处，一个男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门外，又有一枚樱桃炸弹炸了。这一次远得多了，大概在一两条街外，没震动门窗，也没打断屋内的谈话。我们桌上那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班的家伙抱怨说，他们这个季度忙得要命。他说：“四号才是星期五，对吧？今天是几号，一号？　”
　　“二号都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
　　“那还有两天嘛，他们急什么？　”
　　“他们弄到了该死的爆竹，忍不住手痒，”博比·鲁斯兰德说，“你们知道这里谁最坏？就是那些中国鬼子。我注意那个中国城的女孩好一会儿了。就算是在半夜，你在中国城也买得到罗马蜡烛①，买得到樱桃炸弹，什么都有。不只是在七月，任何时候只要掏钱就有。去买鞭炮的几乎全都是年轻小伙子。”
　　“我的合伙人说我们酒吧名字最好叫‘小西贡’，”斯基普说，“我就跟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约翰，人家一定以为那是家中国餐馆，迟早有一天有人会打电话来订木须肉、两套B　餐。他说，西贡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了，约翰，这事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斜坡公园那里的人不见得明白，你跟他解释老半天，他说不定还会再加一个木须肉呢。”
　　比利问：“斜坡公园的人又怎么啦？　”
　　“斜坡公园那边的人又怎么啦？　”斯基普皱了皱眉头，想了一会儿。“斜坡公园的那些人嘛，”他说，“让斜坡公园的那些人去死吧。”
　　博比的女朋友海伦也说话了。她的表情非常严肃。她说，她有一个婶婶就住在斜坡公园那里。斯基普看了她一眼，我拿起杯子。杯子空了，于是我四下寻找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招待或是莫里西兄弟。
　　就在我的眼光扫到门边的时候，门开了。莫里西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撞倒了一张桌子。酒洒了一地，椅子也打翻了。
　　两个人跟在他身后冲了进来。一个身高大约五尺九寸，另一个略矮几寸。两个人都很瘦，都穿着牛仔裤跟球鞋。比较高的那个套了一件棒球外套，比较矮的则穿了一件宝蓝色尼龙风衣。两人头上都戴了棒球帽，用红色手帕蒙住嘴和脸。
　　两个人手里都有枪。一个是短筒手枪，另一个则是长枪管的自动手枪。那个拿长筒手枪的朝天花板开了两枪。声音不像樱桃炸弹，也不像手榴弹。
　　这两个人来得急，去得也快。有一个人跑到吧台后面，翻出蒂姆·帕特放收据跟现金的雪茄盒。吧台上还有一个玻璃罐子，上面有一封请大家慷慨解囊、援助爱尔兰共和军入狱者家属的亲笔信。那人取走了罐子里面的钞票，留下了不少硬币。
　　矮个子在柜台后忙成一团的同时，高个子一直用枪指着莫里西兄弟，要他们掏出口袋里的皮夹子来，把现金一扫而空，他还从蒂姆·帕特身上搜出一小捆钱。矮个子清理完柜台的那些盒子之后，走到房间的后面，移开埃尔·林格斯的镶框海报，露出一个上锁的柜子。他二话不说，开枪打掉锁头，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金属小保险箱。他把保险箱夹在胳膊下面，回到吧台后取走了雪茄盒子，匆匆退出门外，跑下楼梯。
　　高个子一直用枪指着莫里西兄弟，显然他是在争取时间，让他的伙伴从容逃走。他把枪口贴近蒂姆·帕特的胸膛，我差点以为他会开枪。他的武器是那种长筒自动步枪，而且他是那种会装两颗子弹的人。如果他真想杀蒂姆·帕特，蒂姆必死无疑。
　　我什么也做不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那个蒙面杀手喘着粗气，手帕随着他的呼吸上下起伏。他退到门边，出去，下楼。
　　没人敢动。
　　蒂姆·帕特跟他的弟弟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其中一个跑下楼梯关门去了。没过多久，他弟弟又跑上来，关上被打坏的柜子，把埃尔·林格斯的海报放回原位。
　　蒂姆·帕特跟他另一个弟弟说了几句话，然后清了清喉咙。“各位先生，”他说，右手捋了捋胡子，“各位先生，我想花一点时间解释刚才发生的情况。我们的两个好朋友进来跟我们借一点钱，我们很乐意地借了。我们既不认识他们，也没记下他们的长相。我相信这屋里没人以前见过他们，上帝保佑，以后大伙儿大概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他用指尖在他宽阔的额头上轻轻点了点，然后又开始捋他的胡子。“各位先生，希望我跟我兄弟能有这个荣幸跟大家干一杯。”
　　莫里西兄弟们开始为大家倒酒。我要了一杯波本，斯基普的是威士忌，博比跟他女朋友点了白兰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事的那家伙则是杯啤酒，酒保艾迪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大伙把手里的酒先干了――敬警察、敬酒店里的酒保和招待、敬喜欢过夜生活的人。没有人离开酒吧，没有人不借机多喝两杯，也没有人还想得起门外那两个持枪蒙面的人。
　　那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表弟跟莫里西兄弟还在为大家倒酒。蒂姆·帕特站在一旁，两只手叉在围裙上，面无表情。在每个人都添上新酒之后，蒂姆·帕特的一个弟弟走到他身边，跟他说了几句话，还把那个只剩下几枚硬币的空玻璃罐在他面前扬了扬，蒂姆·帕特的脸色更阴沉了。
　　“各位先生，”他说。整个屋子立刻静了下来。“各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