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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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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明末专制制度正走向衰亡和解体，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端和生机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冲突。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
晚明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他们的著作中闪耀着人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光芒。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
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科技文明。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传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士大夫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的“西学集团”。南明天主教也在宫中传播，后妃们普遍信仰天主教。西方宗教宣传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于人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科技引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儒学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结合，可能产生新型文化。
2。东林党、复社的政党化趋向
在明代中期的晚明政治文化蓬勃发展、自由思想启蒙和经济发达等条件下，明末东林党、复社、几社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实践活动，使晚明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过程。谢国桢先生说：“明末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至为密切，如果忽略这些事实，就很难全面、准确地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对地方行政和朝政的干预，同善会的倡行，“济世”“救民”的活动，“志在世道”的宗旨，讲学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方式等政治社会影响，使以顾宪成等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很快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和主张是东林党政治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表现出东林党人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
反对君主独裁，是东林党人政治上的突出特征。顾宪成主张“散权”，削弱君权；钱一本主张“公天下以选举”辅臣，有了民主要求。高攀龙认为：“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以“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才行得”去判定是非；主张“有益于民”，即使有损于国，也须“权民为重，则宜从民”。刘宗周以“重民命”的思想主张废掉人主的“私刑”。
经济方面，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有益于一方，而且有益于国家财政。高攀龙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并有许多有关救荒的建议，体现了保护农民利益和扶植工商业发展的思想。他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犹如谴责万历皇帝的檄文。刘宗周提出自亲王以下各授田，宗藩“听工商自便，各从生理”， 亲王常禄之外，不赐庄田，迫使宗室成员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陈龙正提出招南人巨贾垦荒于畿辅、河南、山东，“累朝永不起科”，开荒者无人身依附性赋税义务，通过平买等方式向国家供粮，体现出更直接的商业目的。
东林党人提出各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主张，显示出不容于皇权的思想体系，带有近代民主、民权的色彩。东林党人思想主张的特点是有了“吾辈合并为公”的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因而他们不再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体现出一种非君的人文主义精神。
东林党人不讳言“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党”，已成“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独立的社会群体意识。在高攀龙、钱一本看来，小人可有党，君子也能有党，主张不要惧怕小人以“党”字倾君子，也无必要以无党自命。刘宗周则进一步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改变了“党”、“朋党”的贬义内涵。英国近代政党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其萌芽时期，各自的名称都来源于对方的漫骂。自东林书院讲学始，由于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各地同道公认的领袖。这种“通乎天下”的联盟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讲学的规模，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领袖也不仅仅是单纯学派的领袖，如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
英国两党曾因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王位继承问题牵扯着深刻的宗教问题。明代万历朝国本问题，也影响着政局的发展方向，东林党人将立储看成天下之公事。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即张居正被打倒后的内阁基本上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与皇帝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能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的目的。李三才“诚世道所赖”，是多数人利益的代表，是政治参与的体现。
天启朝冤狱大兴，东林党人以“撑住乾坤”的精神行了坚决的斗争。苏州市民公开反抗专制统治，形成了带有暴力特征的社会政治运动。这表明，东林党人思想上接近民众，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众多东林党人在最初中西交流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表现出其不凡的开放意识。
而复社的成立经历了前期思想共识和组织准备。张溥十分注重组织的联合与统一，“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复社的成立，一开始就酝酿着明确的政治动机。它有统一的社规、相对成型的组织和各司其职的分工。张溥、张采的领袖作用表现为对“社局”政治斗争更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比东林党人更胜一筹。他们注意斗争策略和行动统一，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科举选士，而且几次大的政治行动都达到了预期目的，政治上日益成熟。
张溥之所以名震天下，并非全在于他的文章学术，特别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张溥终生“曾未一日服官”，然而他在复社和士大夫阶层以及社会上，具有极高的威望。里居在乡，却可以“遥执朝政”，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复社对地方及朝政的干预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周延儒再召入阁一事上，充分体现出张溥左右政局的才能。在政治变迁上，复社对朝政的渗透力度大大超过东林党。由于复社成分多为诸生，属于无政治阶层，复社将政治参与扩大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桃叶渡大会，南京上《留都防乱公揭》，是复社著名的政治行动。国门广业社的社集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曾加入复社，黄宗羲与复社的联系尤为密切。
东林党和复社与英国乡村党—辉格党、宫廷党—托利党有许多相似之处，复社显露出政党化的趋向，就组织系统而言，比17世纪英国两党更为成型。英国两党从萌芽发展到完全意义的近代政党，经历了200多年的漫长历程。晚明时期，在没有其它外界因素的干扰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必将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
3。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1776年，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婆罗洲）西部，诞生了一个华人建立的共和体制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比1787年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体制还早10年。其前后存在100多年。人民日报曾经报道：
闽西归侨作家张永和、张开源新著长篇传记《罗芳伯传》，最近由印尼和平书局出版社出版，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较大反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认为，《罗芳伯传》史料丰富，笔触生动，情节曲折，再现了广东梅县客家子弟罗芳伯和一群热血客家青年，于1772年5月移居婆罗洲（现印尼西加里曼丹岛），与当地苏丹和各族民众并肩兴业，发展经济，并于177６年创立共和体制的历史画卷……
在当地华人圈内，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即是公推上任，待其逝世，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兰芳共和国能在海外建立起来，主要还是华人群体实力的强大。罗芳伯在中国国内，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身份的平民。他到海外经商，建“采金公司”，因才能过人，被公推为首领，带领众多海外华人，谋求共同的利益。后因数万华人势力太大，当地土著居民归附数十万，并帮助浡泥王平定叛乱，浡泥王不得已拱手让位。罗芳伯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在华人圈内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所以，他敢于向土著居民称王，却不敢在华人面前称王。
后来因荷兰入侵，兰芳共和国还曾经遣使回国，向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清请求称藩，想把西婆罗洲成为藩属国家，但无果。兰芳生共和国面对强大的西方入侵者，又得不到故土的支持，最终败亡，也使东南亚华人在建国与民主方面的探索为兵火所灭。
4。国外资本主义发展
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并将中国打败。农奴制的俄罗斯，封建色彩浓厚的德国都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满清用血腥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心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
再比如现代中国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了社会主义。关键是思想解放，对外交流，有交流就能进步。英国有议会，而明代中国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而在满清，闭关锁国，严禁结社。几乎一切非政府组织都要取缔，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
兰芳共和国以及日本俄国的经历说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说明若无“满清入关”，早200年即已有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条件和思想条件的中国人能够创造并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只是这一切都被残酷野蛮的满清入关割断了。
附录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简介和摘引
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
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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