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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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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简介和摘引
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
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二、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三、指出君和臣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世之为臣者昧於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四、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五、指出要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这种一家之私法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六、提出要让通过选举贤能产生的宰相能够和世袭的君主分庭抗礼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七、提出要让学校来公天下是非，以牵制天子是非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八、指出要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使为经义者……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九、指出工商皆本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附录二：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一道闪电
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总结，自由派认为是“专制压迫”。可实际上他们的总结总是充满了偏见，出于私心他们进行的是逆向总结。公正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不能不说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泛滥”。
人们一直以为“自由主义”是舶来品，实际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老庄学说以及无政府主义都是其来源。到明末时期，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得尤其明显，直接导致了华夏沦亡。
具体而言，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丧失，意识形态的动摇，情色文化的泛滥，伦理道德的瓦解。这一切和现在自由派所主张的所从事的，和当代社会出现的大量不健康现象完全一致。
一、政治权威的丧失
其一：党争泛滥，言官误事。
自崇祯十一年起，到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
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在朝廷上是党同伐异，党争不断。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发表意见的多，承担责任的少。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
其二：政令不出朝廷。
在明末崇祯时期，就已经出现武将拥兵自重不受文臣节制的现象，他们和贼同掳掠，拥兵自重，李自成进京，崇祯封他们公候仍然不肯发一矢入援。
到了南明更是混乱，大敌当前，党争不断，四个小朝廷互相拆台。为了个人的私利不能做出一点点妥协，怎么可能一致对外呢？
二、享乐主义，情色文化的泛滥
不论从王公贵族、儒生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处于纵情声色之中。明末是古代中国艳情小说的高峰，《金瓶梅》、《二言》、《三拍》、《肉蒲团》等等，说的和做的一样多。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正迎合了明末自由主义思潮的放荡趋势。声色犬马，怎能打仗？怎能救国？
三、伦理道德的崩溃
“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是讽刺吴三桂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结怨于儿女私情而引狼入室。明末小人儒现象特别突出，明代的小儒——古代的自由派到满清时代，转眼又变成了奴才，这些人和满清有杀父之仇的，有夺妻之恨的，儒家教义“杀父之仇，九世可报”，但是明末这些汉奸却賟颜事仇，为虎作伥。岂只非儒生，连一点人格都不要了。从高唱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到转眼成为奴才，这一过程奇怪吗？一点都不怪，而且古今通用，余杰、焦国标、马立诚等人不就是这样吗？私心、私欲之下，软弱、屈服、为虎作伥才是自由主义者的实质。
四、意识形态的解构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批孔、批儒，各种思潮层出不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也要看在什么阶段。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时就不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春秋战国，唯有秦国实现统一，唯有秦国思想最统一，独尊法家，罢黜百家。全民高度一致，一心耕战，秦的统一不正说明问题吗？
晚明的进步人士尤其对李贽恨之入骨，被称为是西学三柱石的冯应京甚至将李贽埋骨之塔焚毁，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谴责李贽“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至令天下“学术涂炭”。明代大儒王夫之等遗民遭亡国之恨后，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
五、极端利己主义的蔓延
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极端利己主义蔓延。纵然是皇亲国戚对国家安危竟然也全然不管，崇祯向皇亲借钱，因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抗旨不捐的皇亲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大敌当前之时，曾经同南明奸臣阮大诚做抗争的复社领袖明末四公子却放弃责任，冒辟疆则带着一队妖娆逃命而去，侯朝宗则降清当了汉奸。在安全不受威胁之下他们总是鼓舞人心，慷慨激昂，而一旦遇到危险他们跑的比兔子还快。“以天下为己任”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本是奢谈，更不用说拿生命作代价。
明末清初，顾亭林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士大夫放弃了国家栋梁的责任，故而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明末新闻舆论透明和自由化，毫无国家利益可言，陈新甲被斩就是因为同鞑子议和消息被传开后引起的群情激愤。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社会进步发展、文化学术繁荣总伴随有自由主义，但政权组织要想强力，却不在于科技文明先进与否，而在于同自由主义绝缘。富勒曾经对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做过总结，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一个领导软弱的民主政体是完全不适于指导战争的。内阁每天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民众激情和冲动迫使军队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进攻，不敢根据战场实际做必要的后退。所以他的结论是：一旦爆发战争，就应该转入战时责任内阁，实行先军政治。大敌当前，意志要统一，权力要归一，明末崇祯政权、南明政权亡就在于此。
不要被自由派用来包装的现代词语所蒙蔽，明末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恶果同当代自由派的主张桩桩件件都能对应的上，其后果也一样，正确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深入揭批自由主义的危害迫在眉睫。
另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相关摘录：
一般说来，史料写到这段，总是奋笔疾书，痛斥万历昏庸腐朽，政府实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不是装蒜，就是无知。
因为事实绝非如此。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而老百姓的生活，那真是滋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初的时候，出去逛要村里开介绍信，未经许可乱转，抓住就是充军。万历年间，别说介绍信，连户口（黄册）都不要了，你要有本事，跑到美国都没人管你。
至于日常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许多地方衙门里压根就没官，也没人收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打工，成为明代的农民工。
这帮人也很自由，今天给你干几天，明天给他干几天，雇主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老板，虽说也有些不厚道的老板拖欠民工工资，但大体而言，还算是守规矩。
久而久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市民，明代著名的市民文化由此而起，而最受广大市民欢迎的文化读物，就是《金瓶梅》、三言等等。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书籍大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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