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陈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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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１０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２４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
　　“来！各师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以上军官统统都来！”蒋介石决定把这次军事会议扩大到最基层军官，他决心倾全力打好川西北一仗。
　　７月１１日，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内大操场上召集薛岳、吴奇伟等部连以上军官训话。他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台下那些２０多岁的国民党军连长火气正盛，为能见到蒋委员长而激动不已，再经过蒋介石的一番鼓动后，更是热血沸腾，大呼效忠口号，似有立刻踏平川西北之势。
　　台上，蒋介石满意地笑了。
　　同一天，川西北群山峻岭之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按原计划由两河口向北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黑水河畔的芦花寨（今黑水城），当地人俗称这里的地名叫作黑水芦花，一个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充满鬼怪妖雾和离奇矛盾的地方。
　　徐向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当时，中央最关心的是敌情，就此问题详细询问了徐向前。为了表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１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但兵员较少，徐向前便同陈昌浩商量，主动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同时，调红四方面军的３个建制团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回电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原在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４军、第９军、第３０军、第３１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了一批师职以下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等人听了徐向前有关敌情的汇报后，心情很沉重，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战局，决心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新的合围圈前，指挥红军打破“围剿”，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按原定方案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然而，红军实际行动情况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到了这时还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言语中已有不满意之词，并重申北上原则：“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切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定要筹足７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７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老林躲起来，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１个军１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走。要不然，我们没有吃，没有穿，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情况下，也会想法算帐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骚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７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１０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４９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１６字口号，这即是：“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１．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２．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３．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４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
　　军团参谋长左权专门抓粮食问题，他告诫大家能搞多少粮食就带多少粮食，哪怕多一粒也好，同时要对那些浪费粮食的现象加以严厉的惩罚。他讲道：“最近工兵连的排长孙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