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0-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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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李忠民，你老实点儿！”石二宝厉声道。　
　　“真的一会儿就回来。”李忠民诚恳地说。　
　　石二宝站起来，走到李忠民身边，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让他蹦到卧室，让他把那封信拣了出来。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忠民沉默。　
　　“李忠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老实回答。”石二宝背着手，站在李忠民面前，“说说吧，你为什么要在墙上挂把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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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锄头。李忠民低下头，看着脚边不远处的这把锄头。这个抢劫者居然要他讲锄头的事。当然，在素日的氛围里，这是李忠民最衷情的一个漫长谈资。但现在，此刻，他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不知道如何才能熨展自己皱巴巴的几乎要抽筋的舌头，来平仄分明地回答这个如此休闲的问题。　
　　“快说啊。你怎么有把锄头？”石二宝有些迫不及待。他用刀一下一下地敲着餐桌面，敲得李忠民一阵阵心悸。这桌子是“伦娜”牌的，据说是意大利进口的纯实木典范，两万一。餐桌上还放着一瓶红酒，是那天小青出国之前，他们喝剩下的。随着石二宝弹簧刀的节奏，红酒瓶子里的酒面轻轻荡漾着。　
　　“你当过农民吗？”石二宝又问。　
　　李忠民的心里突然闪过一道光。“今日说法”上说过，如果面对比自己强大的犯罪分子，想要保住性命，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对方愿意和自己交流。但不要让对方感到你在拖延时间。一定要尽力以朋友的角度去理解对方，让他信任你。这个石二宝不断地给自己话头儿，看来是有机会交流。只要有机会交流，局面就有扭转的可能。他就有希望自己救自己。他庆幸今年回了趟杏河。有的说。　
　　“我下过乡，当过知青。”李忠民终于开口了，“你知道知青么？”　
　　“知道。”石二宝说：“我们村里原来就有知青点。你在哪儿当的知青？”　
　　“杏河。”　
　　“噢，我知道杏河。天气预报常说那儿雨多。”石二宝眼睛一亮，“可当过知青和锄头有什么关系？”　
　　“这锄头是今年我又回杏河的时候，当地老乡送给我的。”李忠民说。　
　　“你回去干什么？”　
　　“我很怀念那段生活，很想念那些乡亲。”　
　　“知青不是都觉得当农民苦么？我们村的那些知青为了能回城，什么法子都想了。有些女的还和大队公社的头儿睡了觉。”石二宝瞪大眼睛，“你还怀念？怀念什么？当农民有意思么？”　
　　“当时是觉得苦，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有意思了。”　
　　“那是因为你回来了。你要是还在农村，你他*的就不觉得有意思了！”石二宝说：“现在谁还愿意种地？种出来的粮食也都卖不上价，只够自己家吃，饿不死就算是好的了。要不然我也不会干这个。”　
　　“你老弟说的是啊。”李忠民说，“所以看见你这不速之客，我起初是有点儿吃惊，后来缓过神就见怪不怪了。农民不容易啊。过去，城里人苦，农民也苦。现在，城里人都好过了，农民还是苦。要不，好好的，谁愿意离开家？”　
　　石二宝不语。脸上十分阴沉。他的表情让李忠民有些怯。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说下去。　
　　“说老实话，要是不下那几年乡，我不会知道过去的农民有多不容易。今年我要是不回杏河，也不会知道现在的农民有多不容易。”李忠民继续感叹。　
　　“杏河那儿咋了？”石二宝问。　
　　李忠民暗暗松了口气，就开始说杏河的事。说杏河县去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推行无公害大米，他下乡的那个点就是首批示范村。无公害大米说着容易种起来难。要求四统一：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供农药，统一出售。种子是从省农科院的试验田里精选出来的最新品种，肥料是按专门的无公害配方施的肥，还加上了高微量元素化肥。尤其是统一供农药这一项，执行得格外严格。普通水稻有虫子的时候，都是打有机磷的剧毒农药，农药残留量很高。施氮肥的时候，硝酸盐的含量也很高，这些都对人体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无公害大米用的农药是生物农药，没有残留。这样的无公害大米，村子里一下子就种了两千亩，没成想种出来了没人要。北京和省城的市场都打不开。给人家看证书，人家说假证书很多，谁知道他们的是真是假？现在，八百吨大米都在各家各户的仓库里供着。眼看就成了陈米。　
　　“日他娘，哪里都这样。我们村今年也种无公害麦子，现在我家还有两千斤麦子堆在厢房哩。”石二宝骂了一句，“你有啥好道道？”　
　　李忠民向石二宝示意，要点一支烟。石二宝同意。拿到烟的李忠民捋了一下思路，再开口的时候，他已经十分镇静，简直有些神色从容，谈笑风生了。他说自己有个朋友开着一家很大的食品公司，那个朋友有很多食品业的同行，最近在福州要举行个全国的绿色食品发展高峰论坛，他这次出门就是想去和这个朋友见个面，让他和同行们想想法子，把杏河的这些个大米推出去，要么做成品牌，要么深加工做成米粉米线什么的，总之是先找几个渠道把米换成钱。　
　　“唔。”石二宝表示赞许：“这个道道不错。”　
　　“等明天我去开会的时候，把你们麦子的事也提提，要是有门路，就和你们上头联系联系。”李忠民吐了口烟圈，“你是什么村的？”　
　　“新文县三里屯乡，”石二宝看了看李忠民，顿了顿，“我们那儿的人都种有这种麦子，你随便打听哪家都成。费心了啊。”　
　　“什么话？！这是我应该的。”李忠民又点了根烟，给石二宝递过去：“我不是好了伤疤不记疼的人。没有在农村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今天的好日子。没有农民，就没有我李忠民的今天。说到天边我都忘不了这个。人得有良心，是不是？”　
　　李忠民开始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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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那时候的老百姓可真是厚道啊。刚到农村，没有地方住，我们三十多个知青被安排到了各家各户。都把最好的被褥给我们拿出来用，吃饭的时候，我们是头锅饺子二锅面，反正最好吃的，都是我们的。后来，上面给我们拨来了安家费，每名知青三百块，那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地里的活忙得差不多了，生产队就开始张罗着教我们盖房子。队长先让人教我们脱土坯，那时候哪用得起全红砖？顶多是外面镶一层砖，是不是？脱好了土坯，又帮我们买了檩条、过木和苇箔。苇箔知道么？咱们这儿也用苇箔吧？用芦苇编的大席，垫到瓦底下用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队长选了个日子，带着人就过来了，我记得老清楚，是十月八日那天开的工，生产队安排了十几名壮劳力，其中还有四五名村里上好的瓦匠师傅，我们几十号人一起，放线，挖槽，砸地基，十间屋子一字排开，转眼间就砌出了地面。第三天中午时分，开始上檩条，按当地习俗上檩条要放炮仗，图的是吉利，主家得管饭吃，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可我们刚到这儿，要什么没什么。怎么表示呢？后来我们生产队长就说话了，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就是到了家，今天生产队管饭，我已安排了蒸卷子、白菜粉条炖豆腐，就当你们谢谢老少爷们了。”队长的话音刚落，我们这些知青的眼泪都刷地下来了。城里孩子娇气，这么大头一次离开父母。在这儿苦是苦点儿，听到的却都是暖心话，看到的也是暖心人，能不感动么？那顿饭，我第一次看到了可以做几十人饭的大锅，第一次看到铁锹那么大的锅铲，第一次吃白色的肥肉片熬白菜，真香啊。后来才知道，这顿饭吃光了生产队的家底儿。他们也是百年不遇，吃这么一顿好的。　
　　石二宝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笑。　
　　李忠民也跟着笑了笑：我们住进知青点以后，才知道真正的苦日子来了。以后就没有再吃过肉片熬白菜，只有油星白菜。后来，油星也没有了，只有白菜。再后来，白菜也没有了，只有白饭配盐水萝卜丝。再到后来，萝卜也没有了，只有盐。再到后来，盐也没有了，只有白饭。再到后来，米也没有了……　
　　“那你们吃糠？”　
　　还有稻谷。我们就开始学着碾稻谷，把稻谷变成米。不自己干哪里会知道米是从稻谷里出来的？还以为米和面一样，都是小麦的孩儿呢。　
　　石二宝哈哈大笑。　
　　李忠民没有笑：我是真心感谢那几年的知青经历，学会了所有农活儿，锄地、割稻、耕地、骟谷、开苗、收拾棉花，我样样都行。我还当了两年多的生产队会计。当了会计才知道，老百姓都对会计高看一眼，一是有文化识文断字，二是各项分配都与他一个人息息相关，生怕处理不好关系，被我戳哄，你说，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那两年里，我白天下地劳动，中午晚上和风雨天整理账目，每项支出和收入都弄得清清楚楚。在管理好生产队财物工作的同时，我还想出了一些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比如说秋后分粮食，以往的规矩是装大袋子，然后两人用棍子抬秤称，既占人又费劲，反复几次才能称准数。我想了想，建议用一只桶装满粮食，称出标准，然后用桶装，剩下的零头用小秤找齐就行了，一两个人轻轻松松就能把粮食分好。后来各生产队都陆续推广了这个方法。大伙儿都说我脑子好使，村里人没有不待见我的。　
　　石二宝点点头：“你脑子是灵光。”　
　　李忠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光说我的好了。其实我也干过缺德事。那是头一年夏天，还没有盖起房子的时候，队长让我们上山种玉米，说得把带去的种子种完才能收工。那个山头很大，我们一看就发愁了。这什么年月才能种完呢？想来想去，就想了个孬法，等熬到点儿了，就在山下隐蔽处挖了两个坑，把剩下的玉米种倒进了这两个坑里。盖上了土，大家使劲用脚踩，踩得平平的。为了更保险一些，我们几个男知青还搬来两块大石头压在上面。一路上，大伙都在笑，都觉得我们到底是知识青年，聪明！聪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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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月过去了，大家把这件事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这天晚上，队长通知全体知青到大队部开会。一进会场我们就感觉到气氛不对，队长铁青着脸坐在台上。桌上摆着一堆下面是芽芽上面是玉米苗的种子团。会议开始了，队长首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紧接着发话：“你们这是犯罪啊，同志们，你们要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性。这事是谁干的？三天之内你们一定要给我个交代，这不给处分是不行的。”队长的一席话，吓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好在会场就一盏煤油灯，灯光昏暗，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三天过去了，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无论怎样个别谈话谁也没有供出谁。那个时候谁不害怕处分？谁拿了处分，谁也就失去了回城的“路条”。也许是法不责众吧，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们就再也不敢耍滑了。我们怎么能想到，小小的几粒种子会有那么大的劲儿，能顶着石头长出来？　
　　“我们村也有这事。”石二宝突然说，“我们村有一个人叫兰成，有一年春天用耧去桨芝麻，那天下了小雨。他想趁墒桨，又怕雨湿了种，就把草帽盖在接口那儿。等桨完了一亩地，他把草帽一掀，看见芝麻一粒不剩，就可高兴，逢人就说自己技术高，桨的芝麻正正应。后来芝麻出来了，村里人一看，那块地只有地头儿聚了种，其他的都是光秃秃的。兰成想了想，才知道自己那天用的耧眼儿是桨麦子的，芝麻比麦子小，早就漏完了，他还不知道，还在那儿说嘴哩。他出了这么个笑话，我们村就有了一句现成话，叫兰成桨芝麻——正正应。”　
　　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李忠民长长地叹了口气：不到农村锻炼不知道，原来自己是条寄生虫，一直寄在农民身上。后来就想，既然到农村了，就好好学习好好作为吧。一是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二是也有私心，想着说不定对以后一辈子都有益处。果然，我学会了做饭的手艺，一回城就到街道的食品加工厂找到了工作；我当过了会计，自己开店就知道怎么走账；当过两年民办老师，知道了该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当过一年知青队队长，学会了最初级的人事管理……当时学到的这些，现在我还都用着呢。　
　　李忠民仰望着天花板：我早想好了，等老了，跑不动了，我还回到农村，再当几年老知识青年，凭自己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