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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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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四军全军党员给你和分局的一封信。”刘士奇对他做出这种反映并不意外，十分冷静地说，一边将曾中生起草、鸡鸣河会议通过的信取出来，交给张国焘。
他的镇静让张国焘觉得自己失态，白脸红了一下。
“你先去休息，我看了信再与你谈。”他尽量用平静的口气说。
刘士奇敬了一个礼，走了。
张国焘坐在门外一张摇椅上读曾中生的信，不由气冲斗牛。一个下级组织，竟开会讨论决定是不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最后决定不执行！这不是反了吗？
“通知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到我这里开紧急会议！”他说。
在新集的分局常委和军委委员们很快都来了。
张国焘将曾中生的信交给他们看。大家十分震惊。这个曾中生，他想干什么？先是不执行出潜、大占安庆的作战计划，现在又拒不带红四军回来。他要把红四军带到哪里去？！
“我提议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派昌浩同志去做红四军政委，明天出发。”张国焘说。
面对这种从没遇到过的“危机局势”，没有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处置措施。
9月13日，陈昌浩携带分局命令赶到回师麻埠的红四军军部，立即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各义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宣布命令：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红四军即刻起程，回师豫南苏区休整。这是张国焘“改造”红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就是“南下之争”结出的苦果，紧接着就是后面的大肃反，史称“皖西事件”。
10月初，红四军翻越大别山主脉，回到新集以北光山县三大集镇之一泼陂河。
曾中生和红四军都回来了。怒气冲冲的张国焘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就以中央分局名义，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展开批判。号召全体指战员“广泛揭露、批判”曾中生这个“著名的立三路线执行者”，但这次会议却开成了另一种局面：大部分团以上干部认为，曾中生虽违犯了纪律，但“在军事方针上是正确的，红四军南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他们甚至就具体问题直接与张国焘展开争论。张国焘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十分有利。
泼陂河会议草草收场。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做出决议，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莫须有罪名，将红四军中最有威望的、“文武都行”的曾中生调离部队，去后方“考察”。
泼陂河将同鸡鸣河一样被注入史册。
曾中生就这样离开了红四军。他还是在等待，时至今日，中央还没有对他和徐向前、刘士奇写信给中央的报告做出批复。他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
张国焘也没有忘记曾中生，更没有忘记鸡鸣河会议和泼陂河会议在他内心引起的震撼。他还掌握不了红四军，红四军的大部分团以上干部都支持曾中生而不是他。他必须改造这支部队，首先是部队的领导层！
但此时他已暂时顾不上曾中生了。他的内心已被另一场疯狂呼啸起来的风暴吸引和激动起来了。开始他也许没想到要将改造红四军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这场风暴越来越强劲地席卷着鄂豫皖大地，它们便自然而然地在他心中发生了联系。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开始了。
噪血白雀园
早在8月初，张国焘严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卫局曾在麻埠后方中心医院，把投诚起义人员中一些对生活、医疗方面有意见而发牢骚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谓的“AB团”组织。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个组织之大部分是与敌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一起被俘的岳的旧部，约一百二十人。又说他们要炸毁医院药房，抢出岳维峻。事实是，岳维峻被俘后，原特委书记曾中生报告中央军委，为解决鄂豫皖苏区伤病员的治疗困难，以让岳维峻搞些医药、器械为条件，保全他的生命。岳为保命，同时也被红军的俘虏政策感召，通过其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旧部，为苏区购办了大量医药、器械。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可以释放他。因此，他在被俘后，原特委并没有禁闭他，每天早晚还让他骑马到新集河的沙滩上去蹓跶。新集河背靠山岭，河水不深，他如果想跑，根本用不着先炸药房，再被抢出来，况且，岳维峻被俘后一直羁押在新集，并没有被关押于皖西麻埠，新集距麻埠千里之遥，间隔崇山峻岭。所谓“AB团”要炸毁麻埠后方医院药房，抢出岳维峻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张国焘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队伍中有反革命组织，遂滥肆捕人，严刑逼供。恰在此时，敌人又制造了一个离间计。张国焘则利用其作为进行红四方面军大“肃反”的根据。
大约是1931年春天，一个自称钟梅桥的人来到麻埠，说是许继慎的“旧识”，要求与许见面。许继慎是北代名将，各地认识的人甚多，却想不起此人是谁。两人寒暄了一通，来人便告辞走了。许继镇也就把此事忘到了脑后。
不想8月初，红四军南下作战，打下英山之后，许继慎奉命留守，这个人二次来到英山，招招摇摇地找到红军司令部，自称与许继慎是“好友”，有人托他带给许一封信，要求“面交”。
许继慎让人把他带进来，从对方手里接过信，拆开一看，原来是黄埔一期同学，蒋介石身边的大特务曾扩清写的。信的大意是：上次托钟梅桥寄信被你接受了。只等他这次从你那里回来，我就报告蒋介石批准照办。蒋介石欢迎你“归顺”，你要的官衔和部队驻防地也没有问题等等。此信意在栽赃，手法并不高明。许继慎自投身革命，意志坚定，光明磊落，读了此信，勃然大怒。
“这个曾扩清，无耻之尤……来人，把这个自称钟梅桥的人给我捆起来，连同这封信，一同送交军部处理！”
钟梅桥连人带信被送到了红四军军部。曾中生、徐向前很快审问了钟梅桥，又见曾扩清信中漏洞百出，考察许继慎多年表现，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遂把特务和信以及他们的看法一起报送鄂豫皖中央分局。
事情在许继慎、曾中生、徐向前那里已经了结，但在张国焘这里，却刚刚开始。
进入鄂豫皖苏区以来，张国焘一直睁大眼睛寻找混进苏区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现在终于找到了！敌人的阴谋，成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口实。
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张国焘兴奋异常，他对鄂豫皖政治保卫局头头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穷追猛打，一定要把与此案有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受到表扬的“肃反”机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卫局在谭畈河医院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说她所在的后方医院也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AB团”，严刑拷打后，这个不幸的女人“说出”了一个更为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在红四军内部，以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为首，包括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内的一批师团级干部，准备于9月15日举行“兵变”，将部队拉到长江边上，“投靠蒋介石”。这个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疯，掉河身亡。
张国焘没有对这一口供感到吃惊，反而与他暗藏的祸心完全吻合。他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荣桂，用尽酷刑，逼迫他“认罪”。随后，当陈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时，他又命令陈昌浩逮捕与此“案”有关的其他人。
9月16日，陈昌浩接到命令于当日下令将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二十余人逮捕。红四军西移斑竹园，他又下令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部队途径余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红军战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一师师长、商南暴动的领导者周维炯、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红三十三师政委姜镜堂。10月初，张国焘赤膊上阵，亲自主持大“肃反”，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沦、政治部主任关叔衣。此后，大逮捕的范围向大批营、连。排干部发展。
许继慎和周维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绑缚于担架上，用白布盖着，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
9月中下旬，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主力全部集中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也由新集赶到这里，亲自主持红四军的大“肃反”。这时，以张国焘为首组成了临时革命法庭，对许继慎等严刑逼供。灌辣椒面、浇凉水。许继慎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威武不屈。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曾想将许继慎拉过来反曾中生，但他对张国焘的历史了解太多，又看不惯他和沈泽民那种“钦差大臣”的作派，口无遮拦，经常对人讲他是“老右倾”，张国焘如同阿Q忌讳人说“光”、“亮”一样忌讳人揭他的老底，杀许继慎之心早已有之。但许继慎非同别人，他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声名赫赫，在中央也是挂了号的人物，随便杀了难以服众。张国焘决定开一个公审大会，不管中央是否同意处决许继慎，先在政治上搞臭他，再将他整死。
10月底的一天，“公审大会”在白雀园外的河滩上举行。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令人用担架将折磨得不能行走的许继慎抬上会场。
“许继慎，你勾结国民党特务，阴谋举行兵变，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快把你的罪行老老实实交待出来！”一开口张国焘便声色俱厉。
许继慎本只剩下一口气。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双目圆睁，厉声怒斥张国焘：
“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我许继慎一生大小数百战，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根据地，对党、对革命、对红军耿耿忠心，天地共知！你这样祸害革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张国焘气得脸色煞白，凶相毕露，令人将许继慎绑在马后，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来回乱拖，口里一声声大叫：
“拖死他！拖死他！”
许继慎很快昏死过去。
“公审”失败了。张国焘决定不再用这种办法对付周维炯。
对周维炯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遍体鳞伤的周维炯被五花大绑带到张国焘面前，怒目逼视张国焘。
“周维炯，事到如今，你招还是不招？”
周维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张国焘内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反倒坦然了。
“张国焘，你要杀就杀，何必要什么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二十年后，老于又是一条好汉，还要革命！”
张国焘恼羞成怒。
“给我打！”他喊。
那种鲜血淋淋的场景，无不使人触目惊心！
为了证实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务钟梅桥施以毒刑。钟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张国焘又从敌人那里取得了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口供”……
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及各级保卫局在张国焘的大“肃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轻则受拷打、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最后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当即被拉到荒野河滩里处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许多人为了活命，便胡乱牵扯，结果抓的人越多，牵连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杀，越杀越抓，杀了又抓，抓了又杀，白雀园内外，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几十年后笔者来到那个由张国焘住的庙堂通往杀人河滩的石巷、士城门，仍觉阴气森森。
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是张国焘借以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为建立和强化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而进行的一次阴险的罪恶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却诡计多端，他一边进行大“肃反”，一边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兵变阴谋”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红四军原领导人曾中生的决议急送中央，11月3日，张国焘焦急等待的‘中央来信”到了。张国焘手里既有“证据”，临时中央便听信一面之词，在红四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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